我没有回头。
但我知道,他的目光一定如实质般黏在我的背影上,贪婪,偏执,寸寸描摹。那目光里充满了未成年的隐忍和即将成年的势在必得。
雨还在下,敲打着玻璃,像某种急切而不规则的鼓点,敲在这栋巨大、华丽而空旷的牢笼之上,也敲在我们两人之间那根绷得越来越紧、即将断裂的弦上。
我走向书房,身后那道灼热的、几乎能将我睡袍烫穿的目光如影随形。直到我握住书房冰凉的黄铜门把手,才感觉那视线骤然断裂,取而代之的是他起身,走向厨房方向的轻微脚步声。他总是这样,表面顺从,将所有翻涌的、不合时宜的情绪死死摁在那副漂亮皮囊之下,像一座沉默的活火山。
书房是我在这栋巨大别墅里真正意义上的“领地”。一整面墙的落地书柜直抵天花板,塞满了精装的经济学著作、法律典籍和一些我母亲留下的、几乎从未被翻动过的文学小说。宽大的黑胡桃木书桌上,三台显示器暗着,旁边堆着几份待审的合同和财报。空气里弥漫着旧书页、高级墨水以及我常用的一款冷冽木质香调香水的混合气息,秩序井然,冰冷,不容侵犯。
我关上厚重的实木门,却没有立刻投入工作。指尖无意识地划过光滑的桌面,思绪微微飘远。
这栋过于宽敞、时常安静得令人窒息的别墅,以及我和顾淮之间这种畸形又脆弱的“相依为命”,其根源都指向那场将我们的人生轨迹粗暴地拧在一起的意外。
我的生母在我十岁时病逝。记忆中她总是苍白而忧郁,像一幅被水浸过的江南水墨画,最终彻底湮灭在病痛的灰白里。父亲,那个精明强干、白手起家创下这份家业的男人,在经历了一段短暂的消沉后,很快将全部精力重新投入公司扩张,同时也开始频繁更换女伴。他需要一位能匹配他身份、协助他社交的太太,而不仅仅是一个伤心的鳏夫。
顾淮的母亲就是在那时出现的。一个温柔似水、擅长绘画和插花的女人,带着她那个比我小六岁、漂亮得像个瓷娃娃却异常沉默的儿子,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她看父亲的眼神带着十足的倾慕与依赖,对我这个前任留下的、个性倔强的女儿也尽力表现出友善和小心翼翼。她成功地让父亲认为,她会是这个家需要的、完美的新女主人。
他们结婚很匆忙,甚至没办太隆重的仪式,只是去欧洲度了一个长长的蜜月,美其名曰弥补两人之前人生缺失的浪漫。我记得他们出发前,顾淮的母亲,我那位新上任的“继母”,温柔地摸着我的头,说会给我带最新款的芭比娃娃。而顾淮,那个当时只有六岁的小不点,只是紧紧抓着他母亲的衣角,用那双黑葡萄似的眼睛偷偷看我,带着怯生生的好奇。
我那时十二岁,正处于叛逆的顶峰,对父亲迫不及待寻找替代品的行为嗤之以鼻,对这个突然闯入我生活的“新家庭”充满敌意。我对那个试图讨好我的女人不理不睬,对那个过分漂亮的“弟弟”更是视若无睹。我们同住一个屋檐下,却在不同的楼层,由不同的保姆照顾,上不同的学校,像是两条互不干扰的平行线。
他们那次所谓的“蜜月”长达三个月。期间父亲偶尔会打来越洋电话,背景音里有时是继母轻柔的笑语。他问及公司代理董事的处理情况远多于问及我的生活。我乐得清静。
直到某天深夜,刺耳的电话铃声划破别墅的寂静。管家接起后,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电话是国外某大使馆打来的。一场极其惨烈的交通事故。他们租用的车在盘山公路上为了躲避对面失控的卡车,冲破了护栏,翻滚着坠入深谷。搜救队找到时,已无人生还。
消息传来时,我刚过完十八岁生日没多久,法律上刚刚成年。而顾淮,距离他十二岁生日还有几周。
一夜之间,我们成了彼此在法律上仅存的、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
葬礼上,黑压压的人群,低沉的哀乐,无数或真心或假意的慰问与怜悯的目光。我穿着黑色的连衣裙,站得笔直,一滴眼泪也没流。不是不悲伤,而是一种巨大的茫然和抽离感攫住了我。父亲于我,与其说是亲人,更像是一个遥远而权威的符号。他的骤然离世,带来的是一种根基被抽空的失重感,而非撕心裂肺的疼痛。
而我旁边,那个漂亮得如同天使的男孩,顾淮,他脸色苍白得像纸,全身都在无法抑制地轻微颤抖。他紧紧攥着拳头,指甲深深掐进掌心,黑眼睛里是一片空无一物的、被彻底摧毁的绝望。他失去了他唯一的依靠,他的母亲。那一刻,我看着他,心里第一次生出一种并非敌意的情绪——那是一种同病相怜的、冰冷的链接。我们都是被突然抛掷到孤岛上的弃儿。
巨大的遗产,包括这栋冷清的别墅、父亲一手创立的公司以及数额惊人的信托基金和保险赔偿,在法律条款和遗嘱执行人的监督下,落在了刚刚成年的我的肩上,并附带了一个沉重的“附件”——我名义上的弟弟,顾淮。直到他年满十八岁。
葬礼结束后,喧嚣褪去,别墅彻底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我们两个人,占据着这栋空旷建筑的不同角落。我迅速强迫自己从那种失重感里挣脱出来,开始笨拙地接手父亲留下的生意,在那些元老级高管或轻视或探究的目光中,艰难地学习如何做一个掌权者。我用忙碌和强硬武装自己,将自己包裹在一层又一层的冷漠和效率之下,回避那些可能触及内心柔软处的情绪。我知道,我不能倒,至少表面上不能。
至于顾淮……
最初那段时间,他异常安静,安静得几乎像个幽灵。他按时上学、放学,吃饭,然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们几乎不打照面,交流仅限于保姆传递的必要信息。他成绩很好,好得令人意外,仿佛除了学习无事可做。
但渐渐地,某些变化开始悄然发生。
他会在深夜里,抱着枕头站在我紧闭的卧室门外,什么也不说,只是站着。直到我某次不堪其扰,猛地拉开门,对上他惊惶又依恋的眼神。他像一只被雨淋湿后,小心翼翼寻求温暖,又怕被一脚踢开的小动物。
他开始留意我的喜好,我偏爱的咖啡口味,我习惯放在书桌上的文件顺序。他会在我熬夜处理文件时,默默端来一杯温热的牛奶,然后迅速消失。
他的依赖感与日俱增,变得粘人而……扭曲。
而我,在最初的烦躁和排斥过后,竟也逐渐习惯了他的存在,以一种居高临下的、近乎饲养宠物的姿态。他是我在这栋冰冷豪宅里唯一能完全掌控、并且无需设防的对象。他的顺从和依赖,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我内心深处某种不为人知的掌控欲。我是他的姐姐,他的监护人,他世界里唯一的光。这种地位赋予了我一种奇特的权力感。
我清楚地知道我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也知道他看我的眼神早已超越了弟弟对姐姐的依赖。那里面掺杂了青春期少年萌动的欲望、巨大的独占欲以及一种近乎病态的迷恋。
而我,恶劣地纵容着这一切,甚至偶尔会刻意挑起些微波澜,享受着他因我而情绪起伏、挣扎隐忍的模样。看他表面乖顺,内心却可能早已偏执成狂。这像是一场危险而有趣的游戏,为我按部就班、充斥着商业博弈的枯燥生活,增添了一抹诡异的亮色。
就像此刻。
我坐进宽大的办公椅,打开电脑,屏幕冷白的光照亮我的脸。窗外的雨似乎更大了,密集地敲打着玻璃。
书房的门隔开了两个世界。
门外,那个即将成年的少年,正如何消化刚才那场曖昧的挑逗与突如其来的疏离?他是会乖乖擦干头发回去看书,还是站在我门外,听着里面并不存在的“工作”声,眼神晦暗不明地酝酿着什么?
指尖敲击键盘,调出最新的财报数据,数字跳跃,逻辑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