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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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玛德莱娜总会不断地为她的计谋找到说法。

安德烈就这样安顿在了佩里顾家府邸的楼上。

小保尔开心地接受了这一想法，因为他想象自己就此有了一个游戏伙伴。但他应该大失所望了。如若说，开头几个星期里，一切都还很正常的话，那么，此后，保尔的热情则在逐步减退。拉丁语、法语、历史、地理，玛德莱娜心里说，没有人会喜欢的，所有的孩子都一样，尤其还因为，安德烈教课时太一本正经。保尔逐渐对这些特别课程丧失兴趣，倒是并不让玛德莱娜丧失对安德烈的迷恋，她从中找到了很多有利条件：对于她，要找他，现在只须悄悄地向上爬两层楼就可以了。或者，有时候，对于安德烈，只要往下走两层楼。凭借这一点，在佩里顾的府上，这两人的关系就成了普利齐内拉的秘密[8]。仆人们开心地模仿女主人悄悄上楼的脚步，一副贪嘴的样子。而当模仿安德烈从反方向折回时，他们则把他表演得摇摇晃晃，精疲力竭，众人在厨房里学得不亦乐乎，哄堂大笑。

安德烈一心想成为文学家，总在想象自己已经干上了新闻行业，出版了第一本书，然后第二本书，获得了一项文学大奖。为什么不呢？对他来说，成为玛德莱娜·佩里顾的情人，就等于手中有了一张毫无疑问的王牌。但是，说真的，他的房间，这个在楼上的，又恰好在仆人房间底下的房间，对他而言是一种无法忍受的侮辱。他清清楚楚地看到，打扫房间的女仆在扑哧扑哧地偷着乐，司机在绷着脸皮笑肉不笑地笑。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本来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的工作就是性服务，但那毕竟还是一种服务。对一个上流社会的舞女来说有价值的东西，对一个诗人来说，则可能是侮辱了。

于是，从这一有损名誉的情境中跳出来，便成了他的当务之急。

因此，今天，他感到如此地不幸：佩里顾先生的葬礼对他而言本应是一个大好时机，因为玛德莱娜让人给《巴黎晚报》的经理儒勒·基约多打了电话，请求他让安德烈来撰写有关她父亲葬礼的报道。

你们想象一下吧：一篇长文章，从第一版起刊登!放在巴黎卖得最好的日报上!

三天以来，安德烈就一直在经历着这场葬礼，他已经亲自走了好几趟灵车要走的线路。他甚至早就提前写下了整整好几段文稿：“不计其数的花圈压上的分量，让运载灵柩的马车有了一副威严的气势，让人不由得回想起耳熟能详的这位法兰西经济巨人平稳而又强劲的步态。十一点钟到了。送葬队伍就要启程了。在第一辆满载了众人哀思的摇摇晃晃的车子上，很轻易地就能看出……”

何等意外的好运!假如这篇文章成功的话，那他就有可能被报社录用……啊，体面地谋生，摆脱种种他不得不履行的得罪人的义务……而且，还有更好的呢：赢得成功，变成富人和名流。

而现在，这一事故把一切全都毁了，又把他打发回了起跑线上。

安德烈固执地把目光留在车窗外，为的是不去看保尔死死紧闭的双眼，不去看玛德莱娜泪流满面的脸，还有蕾昂丝那张坚毅而紧张的脸，还有在地板上漫延开来的那一摊血。他对那个死去的孩子（或者几乎已经死去，躯体被丢弃在了那里，在浸满了鲜血的围巾底下，再也听不到呼吸声了）有一种深深的担忧，这让他的心几乎要碎了。但是，由于他同时还想到了自己，想到了刚刚化为乌有的那一切，他的种种希望，他的种种期待，一旦失去便不会再来的机会，他开始哭了起来。

玛德莱娜抓住了他的手。

在现场，在他兄长的葬礼上，夏尔·佩里顾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依然还在场的最后一名家族成员。人们终于把他一步步地推到门前的台阶旁，被“他的后宫女眷”围在身边。他就是这样来称呼他妻子和他两个女儿的，他可不是一个高雅的人。他总认为，他妻子奥尔藤丝喜爱男人喜爱得还不够，因而想生男孩却没能生成。他的两个女儿长得像是抽了薹的蒜苗，细细的腿，外翻的膝盖，满脸的粉刺，有事没事地总爱哈哈大笑，这让她们不得不使劲地用手捂住嘴，生怕一笑就会露出一嘴狰狞可怕的牙齿。要说这牙齿，可是当父母的一块心病：人们简直会说，她们出生之际，一个缺了大德的神灵往她们每个人的嘴里扔了乱七八糟的一大把牙齿，牙医们见了也只会连连摇头：他们对此实在无能为力，除非等她们长大后安上一口假牙，要不然，恐怕一辈子都无法根除这一惨相，只能永远拿一把扇子挡住嘴了。看来，得给牙科诊所送去不少钱，或者，得往嫁资上赔上好大一笔呢。这个问题的的确确是一大心病，始终萦绕在夏尔的心头，永远挥之不去。

夏尔是个大肚腩，因为他每天相当一部分时间都赖在了餐桌上；他年轻时就早早地有了一头白发，梳成个大背头；他脸上的线条很粗，鼻子很尖（他强调说，这是他性格坚定的标志），一把工兵围裙式[9]的小胡子。在这一切之上，还要加上一点，两天以来，他一直在为他的兄长之死而痛哭，现在落得个脸色通红，眼皮浮肿。

一看到他从卫生间里出来，妻子和女儿便急忙上前，但是，惊慌之中，她们谁也无法清楚地描述当时的情境。

“嘿，怎么啦？”他问，前后左右地来回瞧，“怎么回事，你说他跳了下来，谁跳了下来？”

古斯塔夫·茹贝尔伸出一只手，平静而又坚定地拨开人群：“夏尔，您过来。”茹贝尔一把就拉住他，然后一边走向院子，一边告诉他，他现在已然成了葬礼中整个家族的代表，这可赋予了他某种责任。

夏尔有些茫然，瞧了瞧左右，几近绝望地寻找着，想牢牢抓住这一新的处境，这跟他当时离开之后留下的情境早有了天壤之别。人群的激昂跟一场葬礼应有的那种激昂并不相吻合，他的女儿们叽叽喳喳地乱嚷嚷，手指头像扇子一样挡在嘴前，他妻子抽抽搭搭地直打嗝儿。茹贝尔搀住他的胳膊，说：“玛德莱娜不在，就有劳您亲自走在队列最前头啦，夏尔……”

然而，夏尔因为要面对心灵的痛苦而越发地不知所措。兄长的死引起了他巨大的悲痛，但也算来得恰逢其时，能让他从个人的极大困境中挣脱出来。

他并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这一点谁都明白，但他很狡猾，在某些场合，也颇能从他的智力库存中汲取意外的智慧，足以让他的兄长有时间帮他摆脱困境。

他用手绢擦着眼睛，踮起脚尖站立起来。然而，当人们把那块蓝色呢绒窗帘铺到灵车上，又重新摆上花圈，当唱诗班的孩子们又站好了队列，当乐队奏响一曲缓慢的进行曲，以掩饰尴尬时，他突然挣脱了茹贝尔的手腕，径直跑向一个男子，猛地一把抓住对方的胳膊。就这样，他全然无视议事日程的规则，让公共事务部的二等参议阿德里安·弗洛卡走在了队伍的最前列，跟他这个死者的胞弟，还有他的妻子、他的女儿萝丝和雅馨特并肩而行。

夏尔比马塞尔年轻十三岁，仅此而已。他始终都比他的兄长缺少那么一点点什么。没他那么年长，没他那么辉煌，没他那么勤奋，因而，也没他那么富有；靠着这位兄长的钱，他于1906年当上了国民议会的议员。“因为，要让自己被选上，就要花费一只眼睛的价钱，很昂贵。”他以一种令人惊讶的天真这样解释说，“简直是疯了，得拿出很多东西来，给选民，给报纸，给同行，给竞争对手……”

“假如你投身于这一战役，”马塞尔劝道，“那你就绝不能失败。我可不想让佩里顾家的人被一个默默无闻的激进社会党候选人打垮!”

选举进行得不错。一旦被选上，人们也就享受到种种的优越性，共和国的确是个好姑娘，对他这一类的老滑头是不会吝啬的，甚至还算得上慷慨大方。

很多议员想到的是他们的选区，而夏尔，想到的只是被再度选举。靠着一位他花了大价钱请来的家谱学家的非凡才华，他在塞纳-瓦兹省挖掘出了他那很古老、很渺茫的祖上根系，把它们说成已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他认真地说，他自己就是这块土地上的孩子。严格来说，他并没有丝毫的政治品质，他的使命只在于讨好选民。更多的是出于本性而不是经过思索，他选择了一个极端大众化的领域，很可能大大高出了他本身的阵营，要召集、要满足的不仅有富人，还有穷人；不仅有保守派，还有自由派：那就是与税收的斗争。好大一块肥肉。从1906年起，他就在猛烈地抨击卡约关于所得税的提案[10]，他强调，那会吓到“所有那些攒钱的、那些节俭的、那些勤奋劳动的人”。作为一个勤劳的人，他每星期都要去他的选区走一走，跟选民们握握手，大发雷霆地骂一骂“令人无法接受的税务调查”，主持一下各种颁奖典礼、农业博览会、巡回体育比赛，表现出对种种节庆活动的绝对守时。他随身携带用不同颜色做标志的硬皮卡片，在那上面，他小心翼翼地记下会对他的再次选举有重要影响的所有事：当地的名人，种种的雄心抱负，一些人或另一些人的性习惯，他的对手的经济收入、债务以及恶习，逸闻趣事，谣言传闻，总而言之，到时候可能会对他有用的一切的一切。他起草了一些书面问题给一些部长，为他的治下摇旗呐喊，并一年两次成功地登上国民议会的讲台，待上几分钟，说上某一个问题，为他的选区争取些许利益。这些在《官方公报》上被谨慎提及的发言，有助于他在选民面前高昂地抬起头，证明他已经为他们忙得四脚朝天，焦头烂额，没有人能做得比他更好了。

这一份漂亮的精力付出，若是没有了金钱的支撑，便一无是处了。出竞选海报，召开群众大会，全都需要钱。同样，整个任期内，他还要补偿一下在竞选中那些帮他写写画画、跑跑腿、付出辛劳的人，尤其是那些神父、区公所的秘书，还有咖啡馆的老板，以此向所有人显示，选了一个银行家的兄弟，就意味着有了种种无可比拟的好处。因为他可以资助体育俱乐部，为颁奖典礼提供样书，为中彩者发奖品，为老战士发锦旗，为无论谁，或者几乎是无论谁颁发各种各样的奖章勋章。

已故的马塞尔·佩里顾在1906年、1910年，还有随后的1914年掏了一把自己的腰包。他应该在1919年享受了一次例外，因为他弟弟夏尔在战争中曾被动员到索恩河畔沙隆市附近的一个军需部门服役，后来也就被所谓“蓝色地平线”[11]的巨大浪潮毫不费力地带入了战争老兵安置办。

最后一次，1924年，为了确保夏尔的再次当选，马塞尔不得不为兄弟耗费了比以前更多的钱，因为左派联盟顺风顺水，而一名势单力薄的右派议员要想赢得选票，显然要比以往更费劲。

如此，马塞尔始终竭力帮衬着夏尔及其事业。而尽管如今已经撒手人寰，假如事情真的能如夏尔希望的那样，他还是会出手拉他一把的，把他从一个相当灾难性的情境中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