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明代特务的大本营(一)最高指挥机关—司礼监
最初,明代宦官机关在形式上规定由吏部领导,沈德符云:“本朝内臣俱为吏部所领,盖周礼冢宰统阉人之例,至永乐始归其事于内,而史讳之。”(1)据此,宦官机关由吏部领导的时期是极其短暂的,而就这短暂的时期,怕也只是形式,所以到朱棣时便干脆明白地“归其事于内”了。这归于内,便是归到司礼监。
司礼监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的首席衙门,它是一切宦官机关的首脑部、领导机关。因此,也就是明代特务最高指挥机关。
如本书绪言所说,明代是一个极端中央集权化的朝代,它废除宰相制度,集大权于皇帝一人,大臣既不被信任,政务丛脞,皇帝又管不了许多,于是政权便落到宦官身上。而司礼监又是宦官机关的首脑部,司礼监的太监们在所有的宦官中自然更容易获得这旁落的政权,这样,他们就成了实际上的全国政治指挥者,如黄宗羲所说的“无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实”了。
司礼监的职权——真宰相
司礼监是宦官十二监中的第一个,监中主要人员有掌印太监一员,秉笔随堂太监八九员。他们的职务据《明史》记载是批答大小臣工的一切章奏:
掌印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2)
但据徐复祚所记,他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便是传宣谕旨:
国制司礼监九人,其掌印者一,如首揆……其八人则季轮二人管事,凡内之传宣,外之奏请属焉。(3)
批答章奏就是所谓“批朱”,其情形是:
凡每日奏文书,自御笔亲批数本外,皆众太监分批,遵炤阁中票来字样,用朱笔楷书批之,间有偏旁偶讹者,亦不妨略为改正。(4)
照例,皇帝批内阁票拟,如果有所更易,仍要发下内阁,但大半都是“如拟”的。所以司礼太监批阁票,只是“照阁票”“遵炤阁中票来字样”,不得擅自更改。但实际上呢,司礼太监既掌管批答大权,他哪肯这样老实,于是就要“略为改正”“偏旁偶讹”了。我们试想一想,内阁票拟是呈给皇帝看的,在专制时代,必须一笔一画地用恭楷写出,哪会有“偏旁偶讹”的事?这就是说司礼监可以改动阁议罢了。这更改,客气一点的,便驳斥下去,命令内阁重拟,有时可以驳斥再三。不客气一点的,就干脆径自窜改。有时太监们自己改不妥当,还可以带回私室,托人帮忙,更改以后,根本就不交内阁,径自发出,如刘瑾便是如此。正德元年大学士刘健奏称:
迩者旨从中下,略不与闻。有所拟议,竟从改易。(5)
正德五年,刘瑾伏诛,李东阳上疏自列说:
臣备员禁近,与瑾职掌相关。凡调旨撰敕,或被驳再三,或径自改窜,或持回私室,假手他人,或递出誊黄,逼令落稿,真假混淆,无从别白。(6)
至于传宣谕旨呢,那关系就更大了。因为皇帝是不大动笔的,有什么事要办,便口头说说,司礼秉笔太监便从旁记录下来,然后交付内阁缮拟。其程序如下:
凡文书由御前发票,司礼监令小奄抱黄袱箧送阁门,典籍官奉而入。(7)
这种口授笔录,很可能和原意大有出入,同时记录的太监在这里参入自己的意见,当然也是极容易的事。而内阁拟就之后,仍要呈上,太监们看了不合意,还是可以更改的。但这种记录办法,还算是慎重的,有些时候,竟连记录也没有,就用口头传达,甚至只派一个小宦官到内阁说一说,如:
有中旨则小奄口传曰:“上传某事如何处分。”天启初,中旨频数,阁臣侧耳籍记,唯恐错误,亦有借内传以行其私者。(8)
军国大事也是如此。如朱由校时大学士孙承宗所奏:
臣累日在阁办事,文书房时有口传,如讲学,如任将,如准臣入阁入部,皆关系重大……事久时移,不无可虑。且传天语者,一字抑扬,便关轻重,臣愚不胜过计,望皇上慎重口传,酌为札记,容臣等计日具口传事目,并所处分,还报御前,详加参阅。更赐面对,一一仰质。(9)
因为如此,所以就常常出现“旨从中降”的事,这就是说根本不交付内阁,径自降敕。而明代常有宦官假传圣旨的事发生,其根源便是在此,它绝不是偶然的现象。
司礼监既负有批阅奏本、传宣旨意的双重重责,单凭几个太监自然是忙不过来的,它底下有一个附属机关,专做司礼监助手,就是文书房,这文书房重要人数和工作范围是:
掌房十员。掌收通政司每日封进本章,并会极门京官及各藩所上封本。其在外之阁票,在内之搭票,一应圣谕旨意御批,俱留文书房落底簿发。(10)
这种职务就相当于机要秘书,所以他们威风也极大。
其僚佐及小内使,俱以内翰自命。若外之词林,且常服亦稍异……虽童稚亦以清流自居。(11)
而更增加他们威风的是:宦官升入司礼监,必须是从文书房出来的才行,《明史·职官志三》:
凡升入司礼者,必由文书出,如外廷之詹翰也。
这就等于是司礼太监的预备班了。
至于司礼监担任这种机密任务,究竟开始于明朝何时,今日已不可详考,据查慎行《人海记》下,说是朱瞻基时开始的:
宣德朝……司礼遂有秉笔太监,一代弊政,实宣庙启之也。
而夏燮《明通鉴》卷十九,宣德元年七月下系一条云:
司礼、掌印之下,则秉笔太监为重。凡每日奏文书,自御笔亲批数本外,皆秉笔内官遵照阁中票拟字样,用朱笔批行,遂与外廷交结往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