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连下了两天两夜,将洛阳城泡在了一片泥泞和水汽之中。街道上行人稀疏,车马艰难,往日喧嚣的通远市也显得格外冷清。雨水冲走了漕渠边的血腥与骚乱,却冲不散弥漫在官场与市井之间那股更加粘稠、更加压抑的恐慌与算计。
河南尹崔日用感觉自己快要被榨干了。短短三日,他像是老了十岁,眼袋浮肿,鬓角的白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多。皇帝的十日之限如同一柄悬在头顶的铡刀,每一刻都在下落。
填补仓廪亏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简首是要他的命。洛阳太仓、常平仓、含嘉仓等大小官仓,经过严挺之带人初步盘核,账实不符的粮食缺口,粗粗算下来竟有近二十万石之巨!这还不算那些陈化、霉变、被虫鼠糟蹋的“坏粮”。二十万石,足以支撑洛阳军民数月之需,更是一笔令人头晕目眩的财富。这些粮食去了哪里?一部分被历年损耗、虚报、倒卖吞噬,另一部分,则流入了以他崔日用为核心,盘根错节的洛阳官吏、仓储胥吏、乃至部分关联豪商的私囊。
现在,皇帝要他十日内补齐。
他先是下令,紧急调用河南府库中所有能调动的存粮、钱帛。杯水车薪。他又召集了洛阳城中几位与他关系密切、也或多或少从仓漕弊案中得益的大粮商、布商、盐商“商议”。说是商议,实是摊派。崔日用几乎是撕下了平日的温文尔雅,红着眼睛,半是哀求半是威胁,要求各家“捐献”或“暂借”钱粮,以助朝廷渡过难关,并暗示若是此事不成,他崔某人倒台,谁都别想好过,过往那些见不得光的交易,严挺之的刀子迟早砍到每个人头上。
商人们心中咒骂,面上却不得不做出慷慨解囊的姿态。但这些人精于算计,拿出的钱粮远不足以填补巨大的窟窿,且多有附加条件,要求崔日用事后在某些生意上给予便利,或者出具“捐输证明”以备查考,撇清自己。
缺口依然巨大。崔日用将目光投向了手下的各级官吏。他先是“劝说”,后是威逼,要求凡是经手过仓漕事务、有过“好处”的官员、胥吏,必须将“不该拿的”吐出来,限期上缴,可抵罪责。一时间,河南尹府及各相关衙署内,人人自危,愁云惨布。有人变卖家产,有人东拼西凑,也有人试图藏匿、转移财产,甚至准备潜逃。
崔日用顾不得许多了。他派出手下最得力(也最凶悍)的几队衙役,分头“督促”,手段逐渐酷烈。洛阳城内,悄无声息地多了几起“家奴盗主财物被拿获”、“奸商囤积居奇被查抄”的案子,所获钱粮,自然充入补仓之数。暗地里,更有几户平日与崔府来往密切、但在此次“摊派”中不甚积极的富户,半夜遭了“盗匪”,损失惨重,报案后却不了了之。洛阳城的水面下,暗流汹涌,比前几日的暴雨更加危险。
严挺之冷眼旁观着这一切。他没有阻止崔日用的“疯狂”举动,甚至在某些时候,有意无意地让崔日用的人能接触到一些“不那么紧要”的仓廪账簿,暗示某些亏空的方向,引导他去挤压那些真正的中饱私囊者。严挺之清楚,崔日用这是在刮骨疗毒,刮的是整个洛阳官僚体系的骨肉,过程必然血腥残酷,会激起巨大的反弹和怨恨,但也可能是最快见效的办法。他乐见崔日用与他的旧部、与那些地方豪强狗咬狗,互相撕扯出更多污秽。而他,则牢牢把持着最终审查权和人犯审讯这两条线。
刘大和侯三被分开秘密关押,由北衙禁军和严挺之最信任的几名手下轮流看守,审讯日夜不停。起初两人还硬撑,尤其是刘大,仗着有些蛮力,嘴里不干不净。但当严挺之将一沓按有他们本人指印的历年犯事记录、欠债凭证(都是崔日用“提供”的)摔在他们面前,又“不经意”地提起他们各自藏在城外的相好、老娘可能因为“知情不报”或“窝藏贼赃”而被牵连时,两人的心理防线开始崩溃。
尤其是侯三,腿伤疼痛,又贪生怕死,在严挺之承诺若老实交代可保性命、甚至可能从轻发落后,率先松了口。他承认,大概西五天前,一个他不认识、但听口音像是蜀地那边的人(不是胡西)找到他和刘大,给了他们每人十贯钱,让他们在漕渠工地上散布“官仓霉粮”、“严阎王查账逼死人”的谣言,并承诺事成之后还有重赏。要求就是要把事情闹大,最好能堵住漕渠,惊动官府。至于幕后主使是谁,那个蜀地口音的人只说是“看不惯官府的老爷”,具体没说。接头地点在城南一处偏僻的茶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