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阁

第46章（第1页）

理解原理，就要先理解2个问题，即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关系，以及对利己主义的利用和约束。

我们的同志很容易有一种简单的想法，经济组织的细胞是企业，那既然革命是建立公有制为主的经济体系，那我们所有的企业都是公有制不就行了，为什么还要保留肯定有剥削性的私有企业呢？

关于公有制的革命理论是一种哲学，哲学则是关于定义边界的学问。公有制也有它的边界，它不是万能的，实际上，至少在现在的现实中，其缺陷和弊端并不容易克服。

如果我们采用完全的公有制，实际上连货币都不必有，只要内部有一套产品和物资交换机制就可以，但这样的结果，一定是一潭死水，难以面对科技不断改变世界的现实。

公有制企业是偏向于强调公平的，公平与效率往往是一对矛盾，并不容易做到平衡。在公有制企业内部，一定的平均主义是难以避免的，这就可能造成懈怠和大锅饭，造成管理层个人的奋斗精神不足，不做不错、做了多错，不敢冒险，不敢对于不确定性的创新去投入，导致企业的竞争性不足。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成为了唯一最重要的考核指标，而不是创新和发展，尤其是那种最重要的“颠覆式创新”或者叫“破坏式创新”，很难发生在公有制企业。公有制国企的领导，怎么可能去摧毁自己原来的生产基础，而却赌博创新呢？

我们当然会用各种管理方法和激励机制，去改善和完善公有制企业的公司治理。但要注意，由于先天性的偏向公平，只能改善和完善，却无法做到根除所有的弊病。

所以我们还需要一些偏向于效率、创新和市场竞争的企业，在公有制企业内，我们会设法创造一些偏向效率创新和竞争的企业。但我们还需要更广泛的民间和私人企业加入进来，同志们都听说过“鲶鱼效应”，民营企业就是社会经济组织上的鲶鱼，通过它们的竞争和发展，激活整个社会经济，倒逼公有制企业的发展。

对民营企业的利用，其实根本上就是对利己主义的利用。我们在以往的教育中反复强调，利己主义不是坏事，绝对的完全的利己主义才是恶。

几乎是所有的同志都可以扪心自问，自己参加革命，最早是没有利己主义动机吗？多少出身贫苦的同志，其最初参与革命的动机，就是眼看着自己和家人生活困苦、朝不保夕，而那些地主老财穷奢极欲，靠着剥削，享受着人上人的生活。所以自然会产生疑问：凭什么自己要忍受这样的剥削和生活呢？这就是最早最原初的利己主义革命动机——要通过革命，打到地主老财，改变和提升自己的生活。

所以追求财富，几乎是绝大多数自然人，作为一个社会人，思想本能上的渴望。当然如果觉得财富这个词，对于革命同志太刺耳，那么换成“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是不是就顺耳多了？

民营企业的优势，就是对利己主义的利用，更有效率。民营企业的创始人，他们多半因为对于财富强烈的追逐，从而愿意寻找一切市场机会，愿意使用新技术提高生产效率，愿意冒险和创新。这种“赌徒”一样的精神，确实很难在公有制企业内形成，这就是所谓的“企业家精神”。

所以，民营企业有必要存在，我们要做的，是利用和激励它们的创新性和高效率，而要防止的，则是它们对底层人民的剥削压迫和对人民体制的腐蚀。

公有制企业和私有制企业的搭配，基本上是公有制企业倾向于掌握生产资料和战略资源，掌握关系国家和人民安全的战略科技，创造低成本高覆盖的平台，例如全国的铁路网和通讯网，利润上则必须服务和补贴底层人民。而私有制企业，则应该是追逐最新科技、新商业模式、创新消费品等方面，弥补民生不足，和创造国家新的科技突破方向。

所以，原理就是这两个，弥补公有制的缺陷，以及利用利己主义的激励。

知道了原理，我们就可以定义经济组织的原则。

以美国为例，其经济组织即企业的原则是，没有上限，下限很低。所谓没有上限，是他们充分鼓励利己主义，资本家创立企业赚到的利润，支付薪资和税收后，都属于资本家，资本家能做得多大，就有匹配规模的财富。下限很低，则是不限制剥削，在大萧条经济危机中，我们可以发现，底层工人要么失业，要么低薪，维持生计都很困难。

美国的体制，反映了其资本主义的本性，美国的统治阶层，就是一帮完全的利己主义者之间的博弈。他们相信的是，每个人都是自私的，通过充分的博弈，每个人就会找到自己利己的边界并约束自己，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越过了边界，那么利己反而会遭到损失。这样最终会达到一种平衡，就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不断调整，让社会经济的组织有效率。

我们不能说美国资本主义没有它的优势，它在两百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为了全球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的生活水平在全球首屈一指。

但我们从自己的历史中就可以知道，这种完全利己主义的体制，是不可能一直持续的。看不见的手，需要的是完全自由的市场竞争，每个参与竞争的企业，并没有除了市场定价以外的其它定价权。

实际上，我们看到，从摩根到洛克菲勒，美国的大财阀们逐渐形成了垄断，垄断就意味着定价权被少数人控制，市场不再自由，而是垄断，于是产品的利润去向发生了改变，被一小撮实现垄断的寡头攫取。这样本来一大群的完全利己主义者发现，实际上利润或者说财富，已经被一小撮利己主义者攫取。而他们接下来的利己主义，其实根本没有机会去实现，体制会因此而衰败。

回到我们根据地。我党的革命原则是要通过工农联盟，实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劳动人民的利益最大化。所以我们不可能学美国这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方式的残酷竞争的经济组织体制。我们的原则应该是，上限有顶，下限抬高。

何谓上限有顶？同志们知道，我们制定了对于民营企业创始人、高管以及高级技术人员这三种企业的“特殊阶层”的利益限制，主要就是两条：

一、三种人个人的股权和分红收益，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逐渐台阶式缩小，大型企业的收益比例，在科技型企业，不得超过2%的股权分配；在其它行业例如房地产行业，不得超过1%的股权分配。而全部三种人获得的大型企业的全部股权，不得超过企业股权的5%。

二、三种人个人的日常薪资收入，创始人和主要技术提供者，不得超过企业员工薪资平均水平的10倍，高管和其它人员不得超过5倍。

反过来，何谓下限抬高？因为我们要保护民营企业中，底层员工的利益，必须让他们的薪资收入，能够达到社会的平均水平。所以劳动局要有最低工资保护，而这个最低工资，不是拍脑袋瞎想的，是根据社会平均收入水平来确定的。如果制定的最低工资，不能满足底层员工的生活基本需求，那么制定了有什么用呢？好看吗？

今后我们还将逐步出台对底层员工的多项保护措施，例如年金、例如养老金、医疗金和失业金制度体系。

虽然无法避免民营企业对底层员工的剥削，但我们要将这种剥削性，削弱到最低的程度。

大型企业的创始人和高管们只能享有5%的利润，那么其它95%的利润如何分配呢？组成员工持股委员会，在职员工应该享有“工作股”的分红。即底层员工的收入，也必须是两个部分，基本薪资，加上工作股的分红。劳动的成果，应该由所有劳动者公平分配。

有同志可能会想，我们这样的民营企业制度，相对于美国那样的完全资本主义制度，是不是缺乏竞争力，那些创业和管理的“能人”，会否用脚投票，嫌弃在我们这收入太低，而跑到“自由主义世界”？

同志们，我们应该对人民、对党组织有信心。那些“能人”，让他们成功的最大因素，其实是“幸存者偏差”，由于足够幸运，才成为了最后的成功者，而并不是他们的能力，远远地超出了其它人。我们知道，美国已经成就了一大堆全球知名的大企业，德国和英国也是一样，就算是日本，也有了一些赫赫有名的企业。但是反观民国，有什么真正值得一提的民营企业吗？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天生愚笨吗？比不上西方人和日本人的个人聪明？

其实根本的差别是在国运，我们还没有挽回国运，这正是我们革命的最大目的之一。企业的发展，需要国运加成。只有国运往上走，市场才会越来越大，人力资源才会越来越好，而消费能力也会越来越强，国家对企业的保护也能越来越强，就能对抗国外大企业的打击。这个环境，就是国运才能提供的。

其次，是一套在自己社会中建立起来的有效率的经济体制，以及大量的工业人口，和本土的消费力等等。

所以，让那些跑路的“能人”自己去看看，在其它的陌生环境，离开了国家的加成，离开了中国人民的勤劳智慧和中国的经济体制，他们还有几个能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