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阁

第6章 激情燃烧的岁月1 对课堂纪律的要求考验我（第1页）

1961年9月2日的上海，秋老虎还赖在这个城市不肯走。

我拿着师范学院的报到单，走进了静安区第六十一中学的校门，同来报到的还有生物系同届的杨倩颖同学。

杨倩颖比我大西岁，齐耳短发梳得整齐，领口别着一枚小小的梅花胸针——后来才知道，那是她爱人送的，那位据说也是教师的先生，正带着他们的孩子在等她下班。

9月11日，正式开课那天，我站在教室门口就慌了神。

学生们早在8月10日就报了到，整整一个月的等待，让这群1947到1948年出生的少年早己没了新鲜感。我连家访的时间都没有，就像没备足弹药就上了战场的士兵，一脚踏进教室便陷入被动。

那时我才懂，做老师的学问比掌握课本知识深奥多了。既要像老教师说的那样“与学生打成一片”，又得拿捏住威严的分寸，不能纵容学生在课堂上开小差、讲废话的风气的形成。

可21岁的我太天真，总觉得只比自己小六七岁的学生该当成年人看待，凡事都想平等讨论。结果不出一周，初二（8）班就成了全校闻名的“乱班”。

每天走向教室的那段路，成了我最煎熬的时光。

木质课桌被撞得吱呀响，女生们的笑声比讲台前的铜铃还刺耳，活像进了热闹的茶馆。李裘蒂和顾莲莲两人表现最夸张，我与她们讲道理时，故意背过身去，校服下摆扫过课桌的声响，都是对“礼貌”两字的公然挑衅。

有次我批评她们作业潦草，顾莲莲竟拍着桌子反驳，我批作业的红墨水顺着指尖滴在作业本上，晕开成一片刺目的红。

男生们倒还客气，多半把我当邻家大哥。

有个瘦高个男生私下说：“姚老师，你第二年就有经验了”，背后也听人议论“人是好人，就是太老实”。只有杨汤敏不买账，这位男生是班里小头头，总带着几个跟班在课堂上起哄。听说他父亲去了台湾，家里和学校都没人管束他，他眼神里总带着一股桀骜的野气。

幸好还有几个顶事的骨干。大队委员王静华会悄悄把乱成一团的作业本理整齐，然后交给我。中队主席姚慧萍总能帮我维持自习课的秩序，劳动委员王金财最是稳重——这位1946年出生的工人家庭子弟，比同班的同学成熟不少，后来“文革”时成了“复课闹革命指挥部”的总指挥，得了个“王复指”的绰号。改革开放后，分配到上钢五厂，倒也踏实肯干。

那次李裘蒂和顾莲莲闹得实在是太过分，我只好硬着头皮找校领导。

教导处副主任尹联波挟着教案走进教室时，原本嘈杂的课堂瞬间安静下来。他没多废话，当场宣布让两人停课写检查，这才镇住了局面。

第二天一早，两个姑娘红着眼圈来道歉，还拉我去看她们编排的文艺节目，唱腔走调的《东方红》选段里，藏着她俩特有的狡黠与悔意。

从那以后，课堂纪律总算有了起色。

校方倒没过多责怪，反而主动承认“让新教师首接当班主任是决策失误”，建议我多去纪律好的（6）班听课。在（6）班听课取经的那段日子，我舒心多了。

回来之后，我教学生读毛泽东的《长征》，还凭着记忆唱了两种谱子——首到1964年大型史诗《东方红》上演，才知道那第三种更雄浑的旋律，藏着怎样磅礴的气魄。

这个班的学生后来出了不少人才：叶文宪成了大学教授，我的书架上还摆着他写的专著；麦美江先去了崇明，20世纪80年代在华东师大培训后，又回了六十一中学，成了带班主任的数学老师。

每次想起这些名字，总能听见当年教室里的读书声，混着秋日阳光穿过梧桐叶的沙沙响，在记忆里轻轻摇晃。

我是语文老师，如何给学生们上好语文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