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他们抬起他。
“三。”就在两个护士把伤员高高抬起放到担架上的那一瞬间,阿尔贝一把抓走放在床头柜上的那份单子,偷偷换成了他写好的拉里维埃尔的那一份。
“你们有吗啡可以给他注射一下吗?”
“我们有必需的一切,你不用担心。”那个小个子说。
“喏,给你,”阿尔贝补充道,“这是他的军人证。我把它单独给你,你瞧,怕就怕有人会弄丢他的东西,你明白的。”
“你不用担心。”小伙子重复道,并接过证件。
他们来到了楼梯下,他们出门走到了院子里。爱德华摇晃着脑袋,目光空洞。阿尔贝爬上卡车,俯身瞧着爱德华。
“加油,欧仁,勇敢一点,一切都会好的,你会看到的。”
阿尔贝很想哭一通。担架员在他的身后说道:
“我们得走了,我说,老兄!”
“好的,好的。”阿尔贝回答道。
他紧紧抓住爱德华的双手。他将永远记在心里的应该就是这个画面了,这一瞬间,他的眼睛,湿润的、凝定的眼睛,正瞧着他。
阿尔贝在他的脑门上亲了一下。
“说好了,不久再见!”
他跳下卡车,就在车门即将关上的那一刻,他喊了一声:
“我会来看你的!”
阿尔贝寻找着他的手帕,抬起了头。只见三楼上一扇窗户大开着,普拉代勒中尉出现在窗框当中,观察着楼下的这一幕,同时默默地掏出了他的烟盒。
就在这一刻,卡车开动了。
离开医院的院子时,卡车猛地喷出一大股黑烟,久久留在空气中,像是工厂上空的一片云雾,而卡车的尾部就消失在这一大团黑雾中。阿尔贝转身朝向医院的楼房。普拉代勒早已消失了。三楼上的窗户也关上了。
一阵风突然刮来,扫清了黑雾。院子里空****的。阿尔贝感觉自己心里也空****的,很是失落。他吸了一下鼻子,摸了摸衣兜,想去拿手帕。
他忘了把那个素描本还给爱德华了。
接下来的几天,一种新的忧虑在阿尔贝心中诞生,并不断地折磨着他。假如他自己死了,他,是不是希望塞茜尔只收到一封官方来信,或者说,一份正式通知,就那样,干巴巴的词语,宣布他已经死亡,仅此而已呢?他的母亲,我们就不去说了。无论那是一张什么样的纸,在这种情况下,她都会用滚滚热泪把它沾湿,然后还会把它挂到客厅的墙上去。
自从他在口袋深处再次看到偷来的那个军人证—那个证件,还是他为爱德华寻找一个新证件时顺手拿来的呢—之后,一个问题一直在折磨着他,他很想弄明白是不是应该通知一下那个人的家属。
那个军人证上写着:姓名路易·埃夫拉尔。生于1892年六月十三日。
阿尔贝早已记不得这名士兵的死亡日期了,应该是在战争的最后几天里,但究竟是几号呢?不过,他倒是记得,应通知的死者父母居住在图卢兹。这么说来,这个小伙子说话时会带有一种口音。再过几个星期、几个月,当没有人能找到他的踪影,而且他的军人证也找不到了时,他就会被认定失踪,路易·埃夫拉尔也就彻底完结了,就像他从来没有存在过似的。当他的父母随后也相继过世后,那么,谁还会想起这个路易·埃夫拉尔来呢?所有这些死者、这些失踪者,他们的数量不是已经足够多了,根本就不需要阿尔贝再编造新的了吗?而所有这些可怜的父母,注定要在空无之中永远地哭泣……
于是,你可以想象一下,把欧仁·拉里维埃尔放在一边,路易·埃夫拉尔放在另一边,而把爱德华·佩里顾放在中间,然后把这一切全都给一个阿尔贝·马亚尔那样的士兵,这样,你就会让他深深地陷入最彻底的忧伤之中。
他对爱德华·佩里顾的家庭一无所知。照文件上来看,地址应该位于巴黎的一个相当豪华的街区,仅此而已。但是,面对一个儿子的死亡,家里住得豪华还是不豪华,是丝毫改变不了事情性质的。一位战友的来信,往往就是家中收到的最初消息,因为,行政部门当初有多么着急把你们家的人打发去见死神,现在就有多么不着急向你通报死亡消息……
阿尔贝本以为他能够好好地撰写这封信,他想他应该能找到合适的措辞,但他怎么也摆脱不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即他是在撒谎。
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对他们说他们的儿子死了,让他们陷于痛苦之中,而这个儿子实际上还活着。该怎么办呢?一方面,是一种谎言,另一方面,是一种悔恨。一种如此的两难境地会折磨他整整好几个星期。
正是在翻阅绘画本的时候,他才最终下定了决心。他一直就把它摆在床头边,常常拿过来看。这些素描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但是,这本画册却又是不属于他的。他必须把它给还了。他小心翼翼地撕下了最后的那几页,因为,就在几天前,那几页曾被他们俩用来当作谈话的笔录本。
女士,先生:
我是阿尔贝·马亚尔,是你们儿子爱德华的一个战友,我怀着极大的悲痛向你们报告,他已经在十一月二日的战斗中牺牲。行政部门将会正式通知你们的,但是,我可以对你们说,他是作为英雄而战死的,他是为消灭敌人,为保卫祖国而捐躯的。
爱德华给我留下了一个素描本,托我在他遭遇不测之时转交给你们。现在,我就寄给你们。
请你们放心,他安息在一个小小的墓地中,跟他的好些战友相伴在一起,我向你们保证,他在那儿很好,能得到十分周全的照顾。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