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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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贝睁大了眼睛，那副神态就像是刚刚想出了一个什么好主意。

“假如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在你去吃饭的时候自己来找!”

“啊，不行，这是有命令的，我不能!”

他推着阿尔贝出了门，又锁上了门，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阿尔贝是个多余人。他说了声“谢谢，一会儿见”，就沿着走廊走了。爱德华应该会在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后被转走，阿尔贝急得直搓手，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他的无能害他十分颓丧。

走了几米之后，他不无遗憾地掉转了身子。只见格罗让还站在走廊上，瞧着他远去。

阿尔贝走向了院子，那个想法开始萌芽。他又看到格罗让站在他办公室的门前，等待着……他在等什么呢？还没等找到答案，阿尔贝已经向后转身，迈开了一种他希望显得很坚定的步伐，他必须快快行动。他来到了办公室门前，但是，那边出现了一个士兵，阿尔贝有些手足无措，原来那是普拉代勒中尉，他头也不回地走了过去，很幸运，他立即就消失了。阿尔贝缓过神来，人们又听到另一些脚步声，很多人，还有欢笑声、叫喊声、说话声，都朝食堂而去。阿尔贝在格罗让的办公室门前停下来，伸手往门框上一摸，摸到了钥匙，一把紧紧抓住，捅进了锁眼，转了一圈，开门，进屋，立即关上门。他背贴着房门，就像在一个炮弹坑中一样。在他的面前，是一堆堆花名册，不计其数的花名册，从地面一直堆到了天花板。

在银行工作时，他经常跟此类的文件归档打交道，档案上贴有粘胶的标签，还有用蓝墨水书写的代码，字迹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褪色。但是，他最终还是花费了大约二十五分钟时间，找到了他所需要的登记名册。他有些担心，那是不由自主地，他不停地瞧着房门，仿佛它随时随地就会自行打开。到时候该如何解释，他连一点儿谱都还没有呢。

当他终于查完三大本补充名册时，已经是十二点三十分了。每一本花名册上，各种字迹先后交替，各不相同，都属于管理记录，有些年头了，像这样，一个家庭的姓氏匆匆地归于灭亡，可真有些叫人发疯啊。看来，他还得花费大约二十分钟才能找到想要找的，而这，让他不由得开始犹豫起来，这才是他的性格。仿佛选择具有很重要的意义……那就选前一个吧，他心里说。他瞧了瞧时钟和房门，感觉到，这两者都改变了体积，它们已经占据了房间中的整个空间。他想到了爱德华，他还一个人待在病房中，绑在……

现在，已经是十二点四十二分了。

他的眼前，是医院的那一本已死亡却未通知家属的官兵登记簿。上面所记录的死亡名单到十月三十日为止。

维克多·布里维。生于1891年二月十二日。战死于1918年十月二十四日。无人可通报，父母所在地：第戎。

这一刻，他觉得自己必须时时小心谨慎，处处照应周全。阿尔贝明白，跟他的战友在一起，他现在有了心灵上的负担感，不能随随便便就做任何事，也出不得一丁点儿差错。他应该把事情做得很妥帖，很有效。然而，假如他要给爱德华一个死去士兵的身份，那么，这个士兵，他本人，就应该重新活起来。而这样，他的父母就将等他回家，打听他的消息。人们就会做调查，而追溯线索并不是什么太难的事。阿尔贝一想到，他和爱德华会被认定伪造并使用假证书（兴许还有其他种种他们连想都想不到的犯罪指控），而这会给他们俩带来种种可怕的后果，就不禁摇起了脑袋。

阿尔贝开始发抖。战前，他已经很容易有这一类反应，当他心中害怕时，他身子就会发抖，人们说他是在簌簌战栗。他瞧了一眼钟点，时间过得飞快，他在登记本的上方连连搓着手，翻过一页又一页。

阿尔弗雷德·杜布瓦。生于1890年九月二十四日。死于1918年十月二十五日—已婚，两个孩子，家住在圣普尔散。

我的天，怎么办呢？说到底，他什么都没有向爱德华承诺过，他只是说，“我去看看”，这样的句子，并不是一个坚定的诺言。这是……阿尔贝一边寻找着恰当的词语，一边继续翻阅着登记簿。

路易·埃夫拉尔。生于1892年六月十三日。死于1918年十月三十日。应通知人员，父母：家住图卢兹。

就这样，他并不思考得很够，他也没料到换身份这件事会这么复杂，他像一个疯子那样投入，心中充满了良好的意愿，然后……他母亲说得很对……

贡斯当·古汝。生于1891年一月十一日。死于1918年十月二十六日—已婚。家住：莫尔南。

阿尔贝抬起了眼睛。甚至连时钟都在跟他作对，它加快了节奏，不可能办到的，已经一点钟了，两滴豆大的汗珠落在了登记本上。他寻找一张吸墨纸，瞧了瞧房门，没有吸墨纸，他翻过一页。门就要开了，他该说些什么呢？

突然，他眼前一亮。

欧仁·拉里维埃尔。生于1893年十一月一日。死于1918年十月三十日，在他生日的前一天。欧仁二十五岁，或几乎满二十五周岁。须通知：公共救济局。

对于阿尔贝，这是个奇迹。没有父母，只有行政部门，几乎就等于无人过问。

刚才，阿尔贝看到了装有军人证的盒子，他需要几分钟，就能拿到拉里维埃尔的那个证件，归档还不算太乱。已经十三点零五分了。格罗让应该正吃得欢实，嘴油肚饱呢，他可是从不会亏了自己的嘴的。千万别掉链子，他在十三点三十分之前是不会离开食堂的。尽管如此，还是得加紧干。

跟证件别在一起的，是拉里维埃尔的半边身份牌，另一半应该留在了遗体上。或许，它已经被钉在了墓地的十字架上。这都不要紧。欧仁·拉里维埃尔的照片显示出一个平平常常的年轻小伙子，完全是那样的一种普通脸，假如把他下颚以下部分都拿掉的话，那就没有人还能认出来。阿尔贝把证件塞进他的衣兜。他还顺手拿走了另外的两个，放进了他的另一个衣兜。丢失了一个证件，那是一次事故，而弄丢了好几个，那可就是乱套了，更有军队的味道，事情只会落得个更好。他从容不迫地翻开第二个登记簿，打开墨水瓶，拿起羽毛笔，深吸一口气，以止住颤抖，他写下“爱德华·佩里顾”（他瞧了瞧他的出生日期，又补上了他的军人编号），然后写上：“战死于1918年十一月二日。”他把爱德华的证件放进那个阵亡人员的盒子里。在它上面。还有半边身份牌，牌上写有他的身份与编号。一两个星期之后，他的家中就会接到通知，得知一个儿子，一个兄弟，已经战死于沙场。这样的印刷物到处都适用，只须加上死者的姓名就成，很容易，很方便。即便是在混乱不堪的战争中，行政机构也总是会运作的，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十三点十五分了。

剩下要做的就将更快了。他看过格罗让的工作，知道哪里能找到那些存根簿。他确认了：就在正在处理的那个本子上，涉及爱德华转院的文件副本是最近才办理的。阿尔贝从一大堆文件资料底下拿出一个空白本子。没有人会去证实文件编号的。在人们发现底下那个本子缺少了一页单子之前，战争早就结束了，人们甚至都有时间打一场新的战争了。他三下两下地就开具了一份让士兵欧仁·拉里维埃尔转院的正式文件。等他盖完了最后的一记章后，他才意识到，自己早已是汗流浃背，浑身湿透了。

他迅速地整理好所有的登记簿，扫视了一遍整个房间，确认并没有落下任何东西，然后把耳朵贴在房门上听了听，没有任何声音，除了远处。他出了门，锁上了锁，把钥匙放回到门楣上，擦着墙根走掉了。

爱德华·佩里顾刚刚为了法国战死了。

而欧仁·拉里维埃尔，从死人堆里复活了，从此开始一段值得回忆的漫长人生路。

爱德华呼吸困难，在**辗转反侧，若不是手腕和脚踝都被绑住了，他说不定会从床的一端滚到另一端呢。阿尔贝摁住他的肩膀、双手，不停地跟他说话。他跟他讲述。你叫欧仁，我希望这名字能让你喜欢，因为店铺里只有这个能卖给你了。但是，为了让他开心，让他……阿尔贝还是很好奇，他想知道以后爱德华要是想笑的话怎么办。

救护车，终于来了。

阿尔贝立即就明白了，一辆卡车喷着浓浓的黑烟，停到了院子里。没有时间把爱德华捆起来了，阿尔贝跑到门前，三步并作两步地下楼来，叫唤着不远处的一个男护士，而那护士，手里拿着一张单子，正四处询问，不知道该跟谁打交道。

小伙子似乎松了一口气。他开车的同事也过来跟他们会合了。他们抬着一副担架，担架的帆布卷在木头的把柄上，然后，他们步履沉重地上了楼，跟着阿尔贝走在走廊中。

“我先跟你们打个招呼，”阿尔贝说，“那里头的臭味可不好闻。”

那个担架员，壮实一些的那个，耸了耸肩膀，都已经习惯了。他打开了门。

“确实是……”他说。

没错，即便是阿尔贝，只要他离开一会儿后再回来，腐烂的臭味依然会让他的喉咙发堵。

他们把担架放到地上。那个胖子指挥着，把手中的单子放到了床头，绕着床走了一圈。他们没有耽搁，一个抓住病人的双脚，一个抓住脑袋，说了声“数到三”……

“一。”他们抓稳爱德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