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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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瓢泼大雨底下，阿尔贝推开了小院子前的那道栅栏门，他左手缠了绷带，一个鞋盒子夹在胳膊底下，小院子里堆积着整扇整扇废弃的门窗，一些旧车轮，一些破马车的顶棚，一些断了腿的椅子，一些无用的物件，人们根本不知道这些破烂是如何堆到这里来的，也不知道它们还能派上什么用场。到处都是烂泥污浆，阿尔贝甚至都没有求助于放置在烂泥地上的一块又一块的石板，因为近来频繁的雨水早已把它们冲得七零八落，不成队列了，他必须像杂技演员那样灵敏地腾跃，才能保证不落到水坑泥洼中。他已经没有橡胶鞋了，因为最后的那一双早就寿终正寝了，不管怎么说，随身带着装满吗啡瓶的鞋盒子，要完成这样高难度的舞步，实在是有点儿……就这样，他踮着脚尖穿越了小院子，来到了那个小楼中，这栋楼的二层经过整修，以每个月二百法郎的价格出租，跟巴黎的一般房租相比，这个价格就算是低得可怜了。

六月份，爱德华回归平民百姓生活后不久，他们就搬来这里住了。

那一天，阿尔贝前去医院接他。尽管生活拮据，手头很紧，他还是叫了一辆出租车。尽管，自从战争结束以来，人们到处都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肢残者—在这一方面，战争同样让人具有了一种难以预料的想象力—不过，这样一个格莱姆[10]的出现，拖着一条僵硬的腿跛行，脸的正中央还有一个大洞，还是把那个出租车司机，一个俄国人，吓得够呛。就连阿尔贝本人，尽管每星期都会去医院探望他的这位战友，也一样会被惊吓到。在室外，它所产生的效果跟在室内完全是不一样的。这就如同，有人牵着一头动物园的猛兽在大街上溜达，你倒是想一想。他们一路无话。

爱德华没有任何地方可去。那时候，阿尔贝住在七层楼上的一个小房间里，那是在顶楼上，穿堂风很大，走廊上有一个卫生间，一个冷水龙头，他就在一个水盆中洗脸擦身，只有当必要的时候才去街区中的公共澡堂洗澡。爱德华走进了房间，似乎没怎么看清楚它，他在窗户边上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从那里瞧着大街、天空。他点燃了一支香烟，用右鼻孔吸着。阿尔贝当即明白了，他待在那里是不会再动了，而对爱德华的这一照顾将很快成为他日常生活的一个真正源泉。

两个人挤在一起的共居生活立马变得困难起来。爱德华骨架巨大，身体却很瘦—也只有他们常常看到从屋顶上走过的那只灰猫比他更瘦了—他一个人就占据了整个空间。房间对一个人来说本来就已够小的了；现在要住两个人，几乎就像是挤在一种杂乱的战壕中。那种压抑感，让他们觉得对人的精神状态非常不利。爱德华睡在地上，底下只铺着一条毯子，他整天都在抽烟，那条僵硬的腿伸直在身前，目光朝向窗户外。阿尔贝出门之前，会为他准备好吃的东西，还有药剂、吸管、胶皮管、漏斗，至于爱德华会不会去碰它们，他可就不管了。整整一个白天，爱德华一直待在同一个地方，就像一座盐雕。简直可以说，他任由生命就那样消逝，就如让血从一道伤口中流走。与苦难为伍是如此令人难忍，阿尔贝很快就编造出各种各样的借口，尽快地出门离去。实际上，他只是前去杜瓦尔小食铺吃晚餐，要知道，独自一人留下来，跟一个如此悲哀的人交谈，是一件多么伤脑筋的事情啊。

他十分害怕。

他询问过爱德华未来有什么打算，想去哪里寻求躲避。但是，讨论常常在一开始就已结束，阿尔贝一看到他战友那种沮丧的神情，他那双湿漉漉的眼睛，就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这双眼睛是他眼前这一幅绝望的画面里唯一有生命的活物，那是一道狂乱的目光，表达出一种彻彻底底的无能为力。

于是，阿尔贝软下心来，决定从现在开始全面彻底地负责照顾爱德华，照顾他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他有所好转，重新找到生活的乐趣，重新制订生活的计划。阿尔贝认定这一恢复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得按月来计算，他实在难以想象，还会有什么比按月计算更好的办法。

他拿来纸和颜料，爱德华做了一个表示感谢的动作，却从来没有打开过颜料盒。他没有丝毫寄生虫的举止、丝毫吃白食的做派，这是一个空空的信封，没有欲望，没有期望，简直可以说是没有想法：就算阿尔贝把他拴在一座桥的底下，就像人们抛弃一个不想再养下去的宠物那样，然后拔腿溜走，爱德华也不会记恨他一丁点儿的。

阿尔贝很熟悉“神经衰弱”这个词，他四处打听过，提问过，并且还收集到了“忧郁”“消沉”“抑郁症”等词语，这一切对他似乎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场，最基本的现象就在他眼前：爱德华正在等死，无论死神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来到，这就是他唯一可能的出路，这远不是一种改变，而是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简单过渡，被耐心而又无奈地接受，就像那些肢体不便、沉默寡言的老年人，人们再也不会去注意他们的存在，而他们也一样，除了死去的那一天，再也不会给人带来什么惊讶。

阿尔贝不停地跟他说话，这也就是说，他一个劲地自言自语，就像一个老人在自己的陋室里独自唠叨。

“瞧瞧，我还真的算是运气好的呢，”他一边对爱德华说，一边为他做着鸡蛋肉末糊糊，“说到对话这件事，我若是落到一个不好相处的处处要跟我作对的人手里，那岂不是更糟糕吗？”

他尝试着拿各种各样的东西来逗他战友开心，因为他真切地希望能改善他的状态，同时，也为了打破从第一天起就一直存在于他心中的谜团：爱德华想开心大笑的那一天，又会如何做呢？在最好的情况下，他的喉咙中会制造出一阵尖厉的滚动声，是那种让你听了很不舒服的滚动声，它会让你生出一种渴望，想要去帮助他。这就如同，当人们看到一个口吃的人在那里结结巴巴地说话时，会赶紧说出一个词，好让对方尽快摆脱让他结巴的那个音节，因为，那实在太让人烦了。幸好，爱德华很少会那样，也许，那更多的是由疲倦造成的，而不是由别的什么。但是，这一笑的问题，阿尔贝始终没能成功地超越。此外，自从他被活活地埋在炮弹坑里那件事以来，这也不是唯一始终萦绕在他脑际的顽念。除了紧张、持续的焦虑不安，以及对一切随时可能突发的情境的害怕，他还有另一些时时牵肠挂肚的操心事，简直要把他累得趴下，这就像在早先，他一心一意地想重新构思死马的那个脑袋。他把爱德华的那幅画装裱了起来，这让他花费了不少钱。它成了他房间里的唯一装饰品。为了鼓励他朋友重新投入到工作中去，或是只是让他每天都有些事可做，他有时候会站立在那幅画前，双手插在衣兜里，不加掩饰地欣赏着它，嘴里不断地说着，真的，真的，他真有才华，这个爱德华，假如他愿意……但是，这些全都没有用，爱德华点燃一支香烟，有时用右鼻孔吸着，有时用左鼻孔，全神贯注地沉浸在主要由一个个锌皮屋顶和一支支烟囱构成的城市景象中。他对任何东西都失去了乐趣，在住院的好几个月时间里，他也没有制订任何计划，他的绝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跟外科大夫、值班医生的禁令作对上，不仅是因为他拒绝自己的新状态，还因为他无法想象之后的日子、未来的生活。对于他，时间仿佛骤然停在了炮弹爆炸的那一刻。爱德华还不如一座出了故障的挂钟，即便是停了摆的钟，一天中至少还能有两次准确的报时。他二十四岁了，而在受伤之后的一年，他还是没能做到重新变回以前的样子。他无法恢复以往的任何东西。

很长时间里，他都停留在封闭状态中，保持着一种盲目的抵抗态度，就像其他不少士兵那样，人们都说，这些士兵始终凝滞在早先的那种习惯状态中，挛缩，蜷曲，扭弯，这场战争所曾创造的那一切，真是疯狂。他的抗拒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他画笔底下莫德雷教授的形象中，在他看来，这个莫德雷就是一个肮脏的浑蛋，他更关心的并不是那些病人，而是医学，以及外科医术的进步；兴许，那既是真的，又是假的，但爱德华看不出这里头的细微差异，他的脑袋正中央破了一个窟窿，他根本没有兴致去掂量对与错、好与坏。他已经依赖上了吗啡，他调动起他所有的精力，低三下四地求爷爷告奶奶，弄虚作假，甚至不惜出手去偷，千方百计地让医生给他开这种药的处方。他兴许想到了，有朝一日吗啡会要了他的命，我才不管它呢，必须搞到更多的吗啡，而在听到他拒绝了一切，拒绝了器官移植、肢体再接、假体安装之后，莫德雷教授最终也把他赶出门外。人们拼死拼活为这些家伙尝试各种治疗方法，人们热心地向他们建议最新的外科技术，而他们却更愿意停留在早先的状态中，他们只是冷冷地瞧着我们，就仿佛是我们把一颗炮弹扔到了他们头上。那些精神病科的医生（士兵拉里维埃尔去看了很多精神科大夫，但他十分封闭、固执，从来就不回答他们的问题），因此，也对这类伤员顽固的拒绝总结出了一大套理论。莫德雷教授对种种解释皆不以为然，只是耸耸肩膀了事，他希望把他的时间和学问都贡献给值得他付出心血的那些年轻伤员。他连看都没看爱德华一眼，就为他签署了出院证明。

爱德华出了院，带着医生的处方、一点点吗啡，还有一大摞写着欧仁·拉里维埃尔姓名的材料。几个小时之后，他就坐在了窗前的一把椅子上，那是在他战友那个可怜的小公寓中，而整个世界的重量都压到了他的肩膀上，就仿佛在被判处了终身监禁之后，他刚刚走进了他的监牢。

尽管爱德华根本做不到理清纷乱的思绪，他还是听到了阿尔贝在那里谈及日常生活，他试图集中起注意力，是的，当然，必须考虑钱的问题，没错，他现在将成为什么呢，拿他这么一个大个子做什么好呢，根本不可能超越对处境的简单认可，他的脑子就像被什么东西一过滤，一下子滚得远远的。当他好不容易回过神来，已经是晚上了，阿尔贝干完活儿回家了，或者，时间还是大中午的，是他的身体要求打针了。然而，他还是做着努力，他当真尝试着想象会发生什么事，他紧握着拳头，但这一点儿用都没有，他的思绪飘飘悠悠，从最细小的缝隙中飘走，很快逃逸得没了踪影，只留下自由的空间给那些没完没了的反复琢磨。他的往昔像一条大河流淌过去，毫无秩序，也毫无头绪。经常反复回到他心中的，是他母亲的形象。母亲在他的记忆中只留下了一点点东西，而偶然涌上心头的那一丁点儿回忆，他总是牢牢地抓住不肯放手。那是一些模糊的形象记忆，集中在种种刺激感官的感觉中，一种他试图重新找回的含有麝香的香味，她那玫瑰色的带有绒球的花带头饰，还有她的香脂香膏，她化妆用的刷子，一种绸缎的柔和感，那是一天晚上她朝他俯下身来时被他抓住的，或者，一枚她为他而打开的金质像章，微微倾斜着，像是在倾诉一段秘密。相反，她的嗓音却没有给他留下丝毫印象，他记不得她的任何一句话，也想不起她的任何一道目光。他的母亲消融在了他的回忆中，经历了跟他所了解的所有生命体的同样命运。这一发现把他击垮了。自从他自己丢失了脸容以来，其他所有的脸容也随之全被抹除了。他母亲、他父亲的脸，他那些战友、他那些情人、他那些老师的脸，玛德莱娜的脸……她也一样，她的形象会经常返回。只是再也没有了她的脸，剩下来的，只有她的笑。他从来就没有见识过比她更爽朗的笑声了，而为了能听到这一笑声，爱德华曾干过一些疯狂的事，而这对他并不算太难，一幅素描画，两个鬼脸，一个仆人的漫画—他们自己也大笑不已，因为爱德华画画时心中并没有什么恶意，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尤其是乔装改扮，对此，他有着一种放肆无度的趣味，乐此不疲，并且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才华，而这，很快就转向了货真价实的易装癖。面对着那个化妆的场景，玛德莱娜的笑总归有些不太自然，不是出自于内心，不，而是，“因为爸爸的关系，”她说道，“假如他看到这个的话，那你就完了。”她竭力监视着周围的一切，注意着细枝末节，生怕出错。有时候，局面也会摆脱她的掌控，于是，晚餐期间，就会出现冷冰冰、沉甸甸的尴尬场面，只因为爱德华下楼时故意忘记了擦掉睫毛上的睫毛膏。佩里顾先生一旦发现这样的事，就会立马站起来，放下餐巾，让他的儿子离开餐桌，爱德华则会嚷嚷起来，嗨，怎么啦，假装一副很不愉快的模样，我这又怎么啦，但是，这时候，没有人会笑。

所有这些脸，包括他自己的脸，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张都没有留下来。在一个没有了脸容的世界中，还能紧紧地纠缠住什么，还能跟谁做斗争？对于他，这不再是什么别的，只是一个充满了没有脑袋的人影的世界，而出于一种补偿效果，躯体的比例成倍地增加，达到了他父亲的那种魁梧程度。他童年时代的感觉像一个个泡沫那样冒了出来，一会儿是接触他时所产生的畏惧中夹杂了赞赏的甜美战栗，一会儿又是父亲那种微笑着说话的方式：“不是吗，儿子？”仿佛是在让他见证一下什么才是成人间的谈话，见证一下他还不理解的一些事。人们几乎可以说，他的想象力在枯竭，被降低成了种种现成的形象。由此，有时候，在他眼中，他父亲出现的时候会紧随着一个宽大而又密集的幽灵，就像画册中的吃人妖魔。而他父亲的背影!这个宽阔而又可怕的脊背，一向让他觉得巨大无比，直到后来他自己也变得跟他一般高大，并最终超过了他，而这个脊背，只有它自个儿本身，才善于如此清楚地表达出冷漠、轻蔑、厌恶。

爱德华以前很憎恨他父亲，但现在，这一切都已结束：两个男人会合在了一种彼此互有的轻蔑之中。爱德华的生活彻底坍塌了，因为它甚至连仇恨都没有了，让他根本无法撑住自己。这场战争也一样，他是彻底打输了它。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反复搅动着种种形象、种种艰难，阿尔贝早上出门干活儿，晚上回家。当他们必须讨论什么时（阿尔贝总希望能讨论一些什么），爱德华就从他的遐想中摆脱出来，那往往已经是二十点钟了，他甚至都不会点亮灯。阿尔贝像个蚂蚁一样忙个不停，很有兴致地说着话，而最常见的话题，就是缺钱。阿尔贝每天都要去攻打一座叫维尔格兰的棚舍[11]，那是政府为最缺吃少穿的人开设的一家日常用品小商店，他说，那里的物品常常一下子就被抢购一空。他从来就不怎么提及吗啡的价格，他有着他自己表现其精细的方式。他通常都会说到钱，但说话时的口气几乎很是愉快，仿佛那只是一种暂时的尴尬，之后便能开心地对付，这就如同，在前线时，为了互相安慰，鼓舞士气，人们偶尔会把战争当成另一种简单的服兵役形式，一种最终会给人留下美好回忆的艰苦劳役。

对于阿尔贝，经济问题将会幸运地得到解决，那不是什么别的，只是一个时间长短的问题，爱德华的伤残抚恤金将会缓解经济上的负担，帮助这位战友接济生活，解决困难。一个为祖国献出生命的战士，一个永远都不可能再继续一种正常生活的士兵，一个跟战友们一起赢得了战争，把德国人压倒在膝下的士兵……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阿尔贝在这上面总是有说不完的话，他翻来覆去地计算着复员费、退伍补贴、伤残补助……

爱德华在一旁摇着头。

“怎么就不成呢？”阿尔贝问道。

他心里想，是这样的，爱德华还没有摸到门道呢，他还没有填写过申请表，也没有投寄提交过呢。

“我来做这个吧，老兄，”阿尔贝说，“你就不用操心啦。”

爱德华再一次摇了摇头。而由于阿尔贝始终就没有弄明白他的意思，他就拿过来那块对话用的写字板，用粉笔在上面写道：“欧仁·拉里维埃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