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放心了。她闻起来比所有人都更香,这始终都是她艺术的秘密。
他们坐电梯上楼。索朗日走路很慢,很重,她的手杖头完全消失在了她巨大的手掌中。她不停地说话,嗓音嘹亮,发出鸽子叫一般的咕咕声,把小舌音r发得比通常要更长,这是她带西班牙口音说话的一天,有几天,她还会带着意大利或阿根廷的口音,对于她来说,这是无法预料的。
“你难道不更想去看一看这城市?啊,勃兰登堡门!得去看看这个,匹诺曹,我就不再去了,我已经看过一百遍了!”
但是,那提议一说出口,她立刻就把它给忘了。
来到了保尔和弗拉迪住的套间后,她一屁股就坐到了宽大的长沙发中,年轻的波兰女郎则忙着打开行李箱、大箱子,把衣服都挂起来,然后冲进卫生间,同时嘴里还哼哼着走了调的曲子,让谁都听不明白到底是哪一首歌曲。
“她始终还是那样子……”索朗日说。
“还……那……那样。”
索朗日开始列数“她的苦难”。她抱怨一切,哼哼唧唧,唉声叹气,那是她的老一套,但是,保尔应该承认,这一次她抱怨得真的很有道理。
将于第二天举行的这场演唱会引发了有关各方的一系列秘密商谈,直到最后一分钟才敲定各种细节,因为希特勒总理本人将出席,差不多有半个场子的座位将被纳粹党的名流精英所占据,这还不算那些记者、摄影师,也就是说,宣传部门。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不安,人们会扑向她,提出种种要求、种种问题,必须保证,一切发生得绝对与预料中一样……兴许索朗日早就意识到了,她是在柏林,整整几个月期间让她开心的那一切,现在具有了一种严肃的、政治的意味,因为这里的人可不怎么喜爱幽默。她害怕了吗?保尔感觉到了这一切。
“施特劳斯害了我,你知道……他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两头受气,这我能理解他。但我提醒过他,关于我将演唱的曲目,我是不会改变主意的。”
有时候她会低下声音来,仿佛套间里安装了窃听器。
“布景的问题更让我伤脑筋……”
当初,保尔看到设计计划时,他就笑了。现在,她递给他看一份复制品图案,已经不是原先的样子了。
“这……这是……什……什么?”
“一床毯子,我的小鸭子。”
这实在很难理解,索朗日看得很清楚。
“这是因为……人们从来就无法保守住布景的秘密,总会有那些个狡猾的小小摄影师,会为了一张五十美元的钞票而从后门透露细节。”
保尔拿在手中的照片,很像是蓝天下的一片麦田,几道本身并不太丑的颜色,但它跟索朗日曾寄给他的那个计划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们全被蒙在了鼓里,粉红小兔子。假如按照它原来的样子来,那就已经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于是,迅雷不及掩耳,嘁里咔嚓地就来了一下子,尤其是,我想唱一些他们根本不想听的东西,而在这里,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看来,它将会被毁掉,而代之以纳粹党旗帜颜色的花束。”
计策非常机智。
艺术家在他的画布上贴了另一幅画,表现的是一束成熟的麦穗。到时候,只需要在拉开大幕之前几分钟把贴上去的这幅画给揭下来就行,就能发现底下那一幅的真正主题。
“但是,让我伤脑筋的就在这一点,我的小爱心,我本来腿脚就不稳,你能想象我爬到离地面几乎有三米高的地方去揭那幅画吗?”
那可是四个巨大的画幅,得要有精力,有肌肉,而且,还得准备一把梯子,还得不恐高。
“总之,我的拜占庭小心肝(人们有时会问,她是在哪里找到她那些形象比喻的),我总觉得,我会不得不面对那些黄色的斑点演唱,那可就令人伤心啦!而那个年轻的西班牙人,为画这幅布景还忙得不亦乐乎,我给他写信时又该说些什么啊,我?”
最初的设计曾让保尔发笑,但那是一种巴黎式的笑。而这里,是柏林……只需要再看一眼去火车站接他的那个司机的嘴脸就知道了……一个想法猛地掠过了他的脑子:
“爬……爬……梯……梯子,你看弗……弗拉迪……怎……怎么样?”
索朗日转过头去。波兰女郎正爬在一把椅子上。她没有去叫旅馆服务员,而是自己登高,伸出手臂,去挂窗帘布上一个松开了的小扣环。
德国航空部占据着位于威廉大街不远处一栋庞然大楼中的三个楼层。门楣上覆盖着纳粹旗帜,而两个警卫,直挺挺的如同两根支柱,瞪着家禽场中母鸡一样的一双眼睛,瞧着对面的人。玛德莱娜不得不调动起全身的能量,迈着她希望是又平静又坚定的步子,准备走进去。
从门卫开始,困难就来了。负责接待的办事人员不说法语,他得去找一个人当翻译。
“IhrPassbitte!”[33]
他指了指接待室的长椅子,她便坐了下来,把她一直藏在外套里带到了这里的文件夹拿出来,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墙上的一座挂钟指着十点钟。
航空部刚刚建立不久,是戈林先生的地盘,他是一个功勋飞行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立下过赫赫战功,他也是希特勒的亲信。玛德莱娜从报刊上得知,这个部门负责对民用与军用飞机的设计与制造进行监督、控制,并拥有最终的决定权,她还没有真正找对地方。
“请问……有何贵干?”
找来的这一位,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青年,说一口差强人意的法语。
“我想见一见艾尔哈德·米尔希元帅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