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如同一块吸饱了水的厚布,沉沉地压在黔南这片临时营地上。连绵的秋雨从午后便下个不停,雨势不大,却冷得刺骨,带着南方特有的湿黏,仿佛能钻进人的骨头缝里。牛夲蜷缩在勉强遮雨的草棚下,身下垫着出发时带的蓑衣,早己被泥水浸透,又冷又硬。他听着雨点敲打棚顶茅草的沙沙声,还有身边战友们深浅不一的呼吸与偶尔的呻吟,觉得自己像是被丢弃在某个潮湿洞穴里的野兽。
离开石屏己经一个多月,西千多里的路程,是用一双脚板硬生生走出来的。脚底的血泡起了又破,破了再起,如今结成一层厚厚的、凹凸不平的硬痂,踩在碎石路上几乎感觉不到疼,只剩麻木。身上那套灰色单军装,被汗水、雨水和泥浆反复浸染,早己看不出原本的颜色,紧贴在皮肤上,把身体里最后一点热气都吸走了。饥饿是永远甩不掉的影子,配发的炒米总是不够,得掺上沿途买来的,或者偶尔向百姓讨要的红薯、苞谷,才能勉强填饱肚子。牛夲甚至开始想念乌蒙山雪线上那种干脆利落的寒冷,至少不像现在,这无孔不入的湿冷,连人的心情都跟着发霉。
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胸前,隔着湿冷的军装,能触到那块银制虎头牌坚硬的轮廓。这是他和那个红河岸边、温暖干爽的彝寨之间,唯一实实在在的牵连了。阿爸在火塘边把牌子挂在他脖子上时,那沉甸甸的分量,似乎不只是银子的重量,还有祖先的目光和整座山的嘱托。“莫让祖先蒙羞”,阿爸低沉的声音仿佛还在耳边回响。可这一路的苦楚,远远超出了一个山里娃的想象。寒冷、饥饿、疲惫、疾病……这些看不见的敌人,比想象中的日本鬼子来得更早,也更狠。他亲眼看着健壮的同乡阿普在雪山上无声无息地冻僵,他背了他三天,最后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被埋进异乡的冻土。那一幕,像一根刺,扎在他心口,时不时就冒出来,提醒他生命的脆弱和这场远征的代价。
“集合!全体集合!到那边干燥点的高地上去!”
传令兵嘶哑的喊声划破了雨夜的寂静,也打断了牛夲纷乱的思绪。棚子里一阵骚动,疲惫不堪的士兵们互相搀扶着,骂骂咧咧地,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营地边缘一处略为隆起、林木稀疏的土坡。那里地面稍干些,至少没有积水。
牛夲跟着人群,默默走到土坡上。他看见土坡中央站着一个人影,不是平日训话的军官,而是那个戴眼镜、说话带昆明口音的政治教官,姓李。李教官年纪不大,脸色也有些苍白,但眼神里有种不一样的光亮。他手里没拿武器,只攥着一张写满字的纸。
“弟兄们!”李教官的声音不算洪亮,但在淅沥的雨声中,却格外清晰,“我知道大家很累,很苦。脚走烂了,肚子吃不饱,身上是湿的,心里头……可能也是凉的。”
这几句话,像小锤子一样,轻轻敲在不少人的心坎上。队伍里轻微的骚动平息了些,许多低垂的头抬了起来,望向这个与众不同的长官。
“我们从云南走出来,走了几千里,是为了啥子?”李教官的目光缓缓扫过一张张年轻而疲惫的脸,“不是为了哪个长官,也不是为了哪家军阀!我们是为了我们身后的家!为了我们的爹娘、姊妹,为了我们中国的土地,不让东洋鬼子来糟蹋!”
牛夲的心微微一颤。“家”这个念头,对他来说,具体就是那个有火塘、有阿爸、有阿依诺歌声的彝寨。而“中国”,在不久之前,还只是地图上一个模糊而庞大的轮廓,是教官嘴里一个宏大的词儿。但这一路走来,他穿过苗寨,走过汉人的镇子,见过不同模样的百姓,听过不同的口音,却同样被贫困和战乱压得喘不过气。他渐渐模糊地觉得,那个叫“中国”的地方,似乎不只在地图上,也连着乌蒙山的雪、贵州的雨,和眼前这些来自不同地方、却同样穿着灰色军装的弟兄。
“今天,我们不训话,不操练。”李教官扬了扬手里的纸,“我教大家唱一首歌,一首我们六十军自己的歌!让我们的声音,盖过这鬼天气!”
唱歌?队伍里响起一阵窃窃私语。当兵吃粮,不该练瞄准、练拼刺吗?唱歌有啥用?牛夲也觉得奇怪。在彝寨,他听过、也唱过不少歌,有火把节欢快的对歌,有祭祀时毕摩苍凉的吟唱,有阿依诺送别时那婉转又带着哀愁的情歌。唱歌是生活的一部分,是抒发感情的方式。可在这行军路上,在冰冷的雨夜里,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