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风蚀谷的小学堂里,孩子们已经开始尝试自己的表达方式。
有人用泥巴捏出一张愤怒的脸,放在石柱脚下;有人把梦里的画面画在羊皮纸上,挂在屋檐下任风吹拂;还有一个总爱低头的女孩,连续七天一句话不说,直到第八天清晨,她突然走到广场中央,大声喊出一句:“我不想当乖孩子!”
声音嘶哑,破音,引来哄笑。但她站着没动,眼泪流下来,嘴角却扬了起来。
那天晚上,回声钟响了。
三声,短促而有力。
先生坐在灯下,翻开日记本,写下一行字:“今天,她找到了自己的声音。”
她合上本子,抬头望向星空。银河横贯天际,繁星点点,每一颗都在闪烁,如同无数个尚未闭嘴的灵魂。她忽然想起少年时代听过的一个传说:远古时期,天地初开,万物皆有言。后来,语言被收走,只留给少数人使用,其余众生便陷入沉默。
可现在,她觉得那个传说也许该改写了。
也许,从来就没有谁真正收走过语言。
它一直藏在喉咙深处,等一个不怕痛的时刻,撕开血肉,冲出来。
几天后,一场暴雨突至。
雨水冲刷着九根石柱,洗去了这些年积攒的所有刻痕。孩子们跑出来看,有人惋惜,有人欢呼。先生站在屋檐下,静静望着水流顺着石柱沟壑蜿蜒而下,像泪,也像新生的脉络。
“字都没了。”一个男孩低声说。
“没关系。”她回答,“它们已经不在石头上了,但在我们嘴里活着。”
雨停后,阳光重新洒落。湿润的地面上,倒映出天空的蓝,还有人们的影子。一个小女孩蹲下来,用手蘸着积水,在地上写下第一个字:
“我”。
接着是第二个字:“想”。
第三个字还没写完,另一个孩子抢过她的手指,一起写下:“自由”。
越来越多的孩子围拢过来,他们在泥水中写字,用树枝划,用脚印踩,用身体躺成字母的形状。没有老师指导,没有标准答案,只有一个个笨拙却炽热的表达。
等到太阳西斜,整片广场已布满密密麻麻的文字??有的清晰,有的模糊,有的被踩踏变形,有的随水汽蒸发。但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们存在过。
当晚,先生梦见阿稚。
她在一片白雾中行走,身穿粗布衣裙,手里拿着一支断裂的骨笛。她不再年轻,脸上有岁月刻下的沟壑,眼中却有比星辰更亮的光。
“你还记得最初的问题吗?”阿稚问。
“记得。”她说,“‘为什么?’”
阿稚摇头:“不对。是最简单的那个??‘我可以吗?’”
她愣住。
是啊,所有反抗的起点,不是愤怒,不是控诉,不是揭竿而起,而是那一声怯生生的询问:我可以不一样吗?我可以不说谎吗?我可以不顺从吗?
“我们花了太久才明白,”阿稚轻声道,“真正的劫难,从来不是天罚,而是自我否定。”
说完,她转身离去,身影逐渐融入雾中。
先生醒来时,天还未亮。她披衣起身,走到院中,看见盲眼少女不知何时回来了,正坐在台阶上,手里捧着一本新抄写的《反命录》,纸张泛黄,字迹工整。
“我以为你去了极北。”她说。
“我去过了。”少女微笑,“那里有很多听不见声音的人,但他们的心跳很响。我把书留在雪地里,说:如果有谁想读,就把它带回家。”
“然后呢?”
“第二天,书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行脚印,通向更深的冰原。”
先生点点头,坐在她身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