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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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出租车把他拉到了西马尔街的拐角，司机要了他十二法郎车钱，并等着阿尔贝付一些小费，然后才走掉。

这一带居住了数量众多的俄罗斯人，但医生是个法国人，他就是马尔蒂诺大夫。

阿尔贝是在六月份认识他的，那是爱德华最初的发作期间。我们不知道爱德华住院治疗期间是如何搞到吗啡的，但是他早已习惯于依赖吗啡来止痛，对它上了瘾。阿尔贝竭力试图说服他：我的小祖宗啊，你现在已经从斜坡上往下滚了，真不应该这样继续下去啦，你得好好地治一下啦。爱德华却根本听不进去，他表现得跟当初拒绝接受假体下巴时一样固执。阿尔贝对此实在弄不明白。他说，我认识一个双腿截肢者，他就在圣马丁郊道街上卖彩票，他曾经在夏隆的二月军营中住过院，他跟我说到了他们现在做的假肢，很好，即便小伙子们没有变得很漂亮，却毕竟让你有了一副人模狗样，但爱德华连听都不想听，坚定地连连回答一个字：不，不，不。他继续在厨房的桌子上玩他的纸牌通关游戏，用一个鼻孔吸着纸烟。他嘴里不断地散发出一种可怕的臭气，显然，他整个喉咙是完全敞开的……他用一个漏斗喝水喝饮料。阿尔贝为他寻觅到一个二手的研磨器（那玩意儿的原主人在做完假体手术之后死掉了，留下了好多东西没用上，一个真正的倒霉鬼!），这就稍稍简化了日常生活中的进食，但是，尽管如此，一切还是很复杂。

爱德华六月初从罗林医院出院，几天之后他就开始表现出令人不安的焦虑症状，从头到脚浑身哆嗦不已，而且大汗淋漓，会把吃下的一点点东西全都吐出来……阿尔贝感到自己无能为力，束手无策。因缺乏吗啡而来的最初一轮打击是如此剧烈，阿尔贝不得不把他绑在**—就如去年十一月份在医院时那样，真的该这样做，那时候战争刚刚结束—还得把房门给堵死了，以防房东们为平息他的痛苦（还有他们自己的痛苦）而进来杀死他。

爱德华的样子看起来很可怕，像是一副精瘦精瘦的骨架中住进了一个魔鬼。

马尔蒂诺大夫就住在附近，同意过来为他打上一针，这是一个表面很冷淡的人，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他说他1916年在战壕中曾经做过一百十三次截肢手术。听到这些后，爱德华找回了心中的一点点平静。正是通过大夫，阿尔贝联系上了巴希尔，后者则成为了他的吗啡供货人。此人一定是在药店里、医院里、诊所里大大地偷了一把，他对各种药品十分在行，他可以为你找到你想要的一切。不久之后，阿尔贝就撞上了大运，巴希尔为他提供了一批他亟须脱手的吗啡，以某种形式的促销价清仓处理。

阿尔贝在一张纸上小心翼翼地记录下他为爱德华注射吗啡的次数以及用量，什么日子，什么时候，什么剂量，以求能帮爱德华控制他的消费量，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为他把一道关，然而，这并没有取得什么太好的效果。但是，至少，在那一时刻，爱德华在走向好转。他哭得少了，只不过，他不再画画了，尽管阿尔贝还在为他带来本子和画笔。可以说，他所有的时间几乎都躺在恢复用的长沙发上度过，在那里想入非非。这之后，到了九月底，吗啡的存货所剩无几了，可爱德华却一点儿都无法断奶。六月份时，他每天要注射六十毫克，而三个月之后，剂量却增加到了每天九十毫克。阿尔贝实在看不到何时才是个头。爱德华总是独自幽居，很少说话。而阿尔贝，只有在跑去找钱付房租，买吃的食物和烧的煤的时候，才会停止跑去找钱买吗啡。至于衣服，根本就不在考虑之列，因为实在太贵了。钱花出去，就跟水哗哗地流出去一样快。阿尔贝早已把能拿去典当的东西拿到当铺去当了，他甚至还跟机械钟表店的胖老板娘莫奈斯提埃太太睡了觉，他就在她店里做一些包装，而她则给他一些钱，以做生活贴补（这就是阿尔贝心里想的，在这个故事中，他自愿扮演了牺牲者的角色。实际上，他对这一情景并没有什么不满，毕竟他差不多六个月里没碰女人……莫奈斯提埃太太胸部巨大，他从来就不知道该怎么对待它，但是她待他很是亲切，毫不吝惜地给她丈夫戴上了绿帽子，这丈夫简直就是一个跟在身后的大傻瓜，总是在那里说，那些没有得到战争十字勋章的人全都是贪生怕死的可怜虫）。

很显然，开支中的最大部分，依然还是吗啡。物价在飞涨，因为一切都在飞涨。而这一药品的价格也跟所有其他东西一样在飞涨，它的价格指数完全取决于整个的生活指数。阿尔贝总在抱怨，政府为了遏制通货膨胀，竟然强行推出了一种“国标上装”，卖价一百一十法郎，同时，却并没有让一种“国标吗啡”只卖五法郎。它本来完全可以同样也推行一种“国标面包”、一种“国标煤”、一种“国标鞋”，或者一种“国标房租”，甚至，一种“国标工作”，阿尔贝不禁问起自己来，带着这样的一类想法，人们是不是会变成布尔什维克？

银行没有再留用他。想当年，国民议会的议员们曾经用手捂着心口宣告，国家“对它那些亲爱的士兵有着一笔荣誉与感激的债务”，可是，那个时代早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了。阿尔贝收到过一封信，信中解释说，国家目前的经济形势不允许银行重新雇用他，为此，它不得不辞退那些人员，同时感谢他们“在这场残酷战争的五十二个月期间，为我们的公司做出了卓有成效的业绩……”，等等。

对于阿尔贝，找钱已成为一种全职工作。

当吗啡供货人巴希尔被捕时，形势已经变得特别复杂了，这个巴希尔涉及一桩肮脏的案件，人们发现他不仅身上藏满了毒品，而且双手沾满了药剂师的鲜血。

朝夕之间没有了供货人，阿尔贝便去一些暧昧的酒吧，到处打听相关的地址。最终发现，要搞到吗啡其实也并不是那么难的事：鉴于日常生活中物价不断地上涨，巴黎已经成为各种黑市贸易的交会点，人们可以找到所有的东西。就这样，阿尔贝找到了希腊人。

马尔蒂诺大夫给他的伤口消了毒，把它包扎起来。阿尔贝疼得要命，只能咬紧牙关忍住。

“这是一把好刀。”医生只是脱口简单说了一句，没做任何别的解释。

打开门时，一见是他，医生就让他进来，既没有讨论，也没有提问。他住在四层楼上，一个几乎空****的公寓，一天到晚都拉着窗帘，房间里堆放着破了口的装书的箱子，还有一些绘画，全都面朝着墙根，角落处有一把扶手椅，进门处的走廊用来当作候诊室，另外还有两把可怜兮兮的椅子，面对面地摆放在那里。假如这位医生没有这间小小的屋子，没有屋子里的这张病床，以及那些外科手术器材，那么，他本来会成为一个公证人。他问阿尔贝要的费用，比出租车费还要少。

出门的时候，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阿尔贝突然就想到了塞茜尔。

他决定，剩下的路就步行走了。他得来点儿运动。塞茜尔，以往的生活，以往的希望……他觉得自己很傻，真不应该向这样一份荒唐的怀恋让步，但是，在大街上这样行走，鞋盒子夹在胳膊底下，左手缠着绷带，反复回忆着所有这些如此快就变成了往昔的事情，他感觉自己是一个没有了国籍的人。自今晚以来，他就成了一个流氓，兴许，甚至还是一个杀人凶手。至于这一条螺旋线怎样才能停下来，他心中连一丁点儿的概念都没有。除非还会有一个奇迹出现。因为，所谓的奇迹，自从他复员以来，也确实有过那么一两次，不过，它们全都转化为了噩梦。好吧，那就塞茜尔吧，既然阿尔贝还在想着她……不过，跟塞茜尔，最难的事情已经变成一个奇迹，而其中的信使，则由他的准继父来充当了。他本来应该小心提防的。自从银行拒绝重新聘用他以来，他就一直在找工作，找啊找，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活儿，他甚至都参加了灭鼠运动。杀死一只老鼠可以得到二十五生丁的奖赏，他母亲对他说过，靠做这个是根本发不了财的。此外，他所做成功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被别人给牢牢地咬住，没什么可奇怪的，他总是那么笨拙。这一切再清楚不过了，他回来已经三个月了，依然穷得跟约伯一样，身无分文，你说到有一份礼物要给他的塞茜尔，马亚尔太太很明白这个。没错，她是那么漂亮、那么标致，他又能带给她什么样的未来，根本就没有保障；人们看得很清楚，就是把塞茜尔换成了马亚尔太太，穷日子还是穷日子。因此，在三个月的零打碎敲，尝试了各种杂活之后，他依然还在等待人们总是说到的那笔复员费，但政府一直就没有能力支付。而就在这时，来了一个奇迹：他的继父为他找到了一份在莎玛丽丹百货公司开电梯的差事。

百货公司的领导层更愿意招聘一个复员的老兵，有很多的勋章可以展示，以期“讨好顾客”，但是，好吧，能找到什么样的就用什么样的吧，于是，他们雇用了阿尔贝。

他操作一部带透光栅栏门的漂亮电梯，并负责通报电梯所到达的楼层。他从来就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这事（他仅仅给他的战友爱德华写过信），因为他并不太喜欢这份工作。他也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只是在六月的一个下午，他才明白了其中的道理，那天，电梯门打开的那一瞬间，塞茜尔在一个肩膀很宽的年轻家伙的陪同下进来了。收到塞茜尔给他的最后那封信以后，他们就一直没有再见过面，而对那封信，他只是简单地回答了一句：“同意。”

看到她的第一秒钟，他就犯下了第一个错误，阿尔贝假装并没有认出她来，只是全神贯注地操作着电梯。塞茜尔和她的朋友要去商店的最高一层，而电梯每一层都要停一下，这就构成了一段没完没了的上升过程。通报每一个楼层的相关柜台时，阿尔贝的嗓音变得有些嘶哑，好一段骷髅地的行程。他不由自主地呼吸着塞茜尔新牌子香水的气味，而她是那么优雅、奢华，散发出金钱的气息。那个年轻人也一样，散发出金钱的气息。他很年轻，比她还要年轻，阿尔贝觉得这一点很叫人惊讶。

对于他，受侮辱的，倒不是跟她的相遇，而是被她撞见自己身穿着剪裁得很别致的军装，如同一个微不足道的士兵，戴着有流苏的花里胡哨的肩章。

塞茜尔低下了眼睛。她真的很为他羞愧，这是显而易见的，她一个劲地搓着双手，看着自己的脚下。那个宽肩膀的年轻家伙，则一个劲地称赞着电梯，显然已经为现代科技的这一奇观所惊呆。

对于阿尔贝，除了战场上被活活埋在炮弹坑里的那一刻，从来就没有几分钟的时间显得如此漫长过。此外，他觉得，这两个事件之间有着一种让人难以言表的相似性。

塞茜尔和她的朋友在内衣柜台的那层楼出了电梯，他们甚至都没有彼此交换一下目光。电梯回到底楼后，阿尔贝一秒钟都没有等，就脱下他的制服，扭头走出了百货公司，根本就没有去讨要他的工钱。一个星期就这么白干了。

几天之后，因为看到他委曲求全地屈尊于这一仆役般的差事，塞茜尔心里大概生出了些许怜悯之情，退还给了他订婚戒指。是通过邮局寄还的。他很想把它退回去，他根本就不求别人的施舍，他看上去难道真的穷酸到了极点吗，即便是穿着他那套仆役的宽大制服？但是，时世当真非常艰难，一包下士牌香烟都卖到了一法郎五十生丁，煤的价格也已涨得极其离谱了，钱必须省着用。他就把那枚戒指送去了当铺。从停战以来，人们总是把市立信托寄售商店挂在嘴边，这听起来更有共和派的味道。

很多东西就这样被送进了当铺，而假如他没有在那上面画了一个十字的话[7]，那他现在恐怕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把它们一件一件地赎回来。

这一插曲故事之后，阿尔贝没有找到更好的工作，只能去街上做广告三明治人，他把两块广告牌像穿衣服那样穿挂在身上，一块在胸前，一块在背后，那玩意儿，简直就跟死驴一样沉重。牌子上的招贴画吹嘘着莎玛丽丹百货公司的商品低廉的价格，或者是德迪翁-布东自行车上乘的质量。他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再次碰上塞茜尔。穿一身花里胡哨的制服，对他就已经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了，而现在，要身裹着为金巴利公司做宣传的招贴画，这对他几乎就是难以克服的折磨。

真的是一个该扔进塞纳河里去的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