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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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笼罩在这件事之上的真正阴影，是玛德莱娜的前夫亨利·德·奥尔奈·普拉代勒。他敏感、傲慢、阳刚、迷人、自负、恬不知耻、毫无顾忌（是的，我知道，这就算很多了，但是，那些认识他的人会告诉你，在这幅肖像画中没有丝毫夸张之处），他曾有过的情妇数量跟一年中的日子一样多。有一天，古斯塔夫终于明白了他是怎样一个人。那天，离开老板的办公室时，他无意中听到了玛德莱娜与蕾昂丝·皮卡尔的几句对话，玛德莱娜解释了她以前曾是多么痛苦：

“我不想对古斯塔夫做同样的事，让他成为整个巴黎的笑料。人们可以让自己所爱的某个人受苦，但对自己不爱的人……不，那可就太卑鄙了。”

一旦对父亲说了自己的决定，玛德莱娜就觉得，自己不得不对茹贝尔说些什么了：

“古斯塔夫，我向您保证，您不会在这里头看到什么个人因素的。您是一个完全……”

此刻，那个词还是没有说出口。

“我想说的，是……您别太在意。”

他很想回答一句“我不会在意的，我根本就不往心里去”，但是他忍住了，没说。他只是两眼死死地盯着玛德莱娜，然后低下了头，如同他平常习惯做的那样。他做了任何一个绅士在类似情况下都会做的，但他觉得这一扭头真的是一次耻辱。

他突然觉得，自己的代理人身份简直微不足道。他很快就感到了周围人那嘲讽的目光。传言激起的甜美的清新之风让位给了不乏讥讽的沉默，还有透着狡狯的言下之意。

佩里顾先生让他担任了集团旗下好几个公司的副职，古斯塔夫对此表示感谢，但把这些任命看作某种精神赔偿，相对于他所忍受的损失而言，根本就没有可比性。他由此回想起年轻时代读过的一部文学作品，联想到了达达尼昂[13]心中的辛酸，红衣主教曾答应晋升他为上尉，但他到头来始终只是个中尉。

三天之前，他的老板入殓之际，他就站在玛德莱娜身旁，稍稍靠后一点点，恰似一个管家。只须仔细瞧上他一眼，就能对他的内心想法生出一个相当确切的概念，就能觉察出那样一种僵硬，一种紧张，这种情绪在慢火燃烧般的愤怒中常能见识到，而在那些冷血动物身上，它要远远更糟。

当送葬队伍来到马勒塞布大道，一阵冷雨开始落下。古斯塔夫撑开了自己的雨伞。

夏尔转过身来，看到了茹贝尔，便伸出了手臂，用表示歉意的动作指了指他的女儿们，一把抢过了雨伞。

于是，两个姑娘身子紧紧贴在一起，处在了父亲的保护伞下。奥尔藤丝，冻得有些够呛，使劲跺着脚，试图在一旁偷得几厘米的庇护。

而他，古斯塔夫，则光着脑袋继续行走在雨中。不一会儿，雨就越下越大了。

大受惊吓与震撼后，玛德莱娜丧失了意识，昏迷过去，看来也得住院了。假如不算夏尔这一支，那么可以说，佩里顾家族的一半人都已进了医院，而另一半人则去了墓地。

总之，这是一次跟大时代互为呼应的形势急转。短短几个钟头里，一个受人尊敬的富裕家族就经历了族长死亡，以及唯一男性后代的过早坠落，那些有着失败主义精神的人会从中看到一种厄兆。对一个像安德烈·戴尔库这样有文化的聪明人来说，这里头就有足够可以猜测的材料了，除非他，在小保尔的破窗而坠给他内心带来的可怕冲击过去之后，还在反复咀嚼他的疯狂失望。他那篇叙述马塞尔·佩里顾葬礼的文章，他那一丝成功的希望，这一切全都成了泡影。就此，足可以好好地探讨一下什么叫命运、宿命、偶然、意外，他这个喜爱华丽辞藻的人，本应该感觉生逢其时，但是，他头脑中反复萦绕的，只是令人沮丧的前景。

终于，保尔从整整十个钟头的昏迷中活转过来，半夜时分被送到了病房，裹束在高达下巴的某种硬邦邦的紧身衣中。

得有人专门守护着他。安德烈主动请缨留下来照顾。蕾昂丝返回佩里顾府邸，去拿换洗衣服，顺便也给自己来个改头换面。

这个病房有两张床，一张**躺着昏昏沉沉的保尔，几厘米远处，是另一张床。人们刚刚把玛德莱娜安顿下来，她服用了麻醉药，但还在不停地动弹，辗转反侧，应该是在做噩梦，昏睡中还嘟嘟囔囔地胡说一气。

安德烈坐了下来，继续忧心忡忡地胡思乱想。边上那两个一动不动的躯体让他感觉极不自在，那个处于植物人状态的孩子让他害怕。从某种方式上说，他有些怪他。

读者能毫不困难地想象，若是能写一篇关于一位共和国德高望重者的葬礼的文章，对于他究竟意味着什么，而现在，丧失了这样一种动笔写作的可能性，于他又是压在心头的一块何等沉重的石头啊。全都是因为保尔。就是这个孩子，一切全都作为遗产给了他。对这孩子，他慷慨地给予了几乎是父爱般的关心。

当然，他曾是一个十分严格的家庭教师，而保尔有时会发现，枷锁实在有点儿太沉重，但所有的学生都是如此，他本人，安德烈，在圣欧斯塔什学校，见过比这还更糟一千倍的，他也没有因此而死掉嘛。他热情洋溢地投身到这一使命中，不仅要为一个孩子授课，而且还要教育塑造他。他所知晓的一切，他都有心要传授给孩子。一个孩子，他常常这样说，就像是一块糙石，而教师则是雕刻家。安德烈达到了目的，而他的努力也得到了大大的褒奖。例如，对口吃就是如此。当然，他在这方面还得付出更多的努力，但保尔说话说得越来越好，这是毋庸置疑的。至于使用右手的习惯，也是一样。虽说保尔右手使用起来还很不怎样，但是靠了戒律，也靠了平时的注意，这孩子毕竟还是赢得了明显的值得鼓励的结果。一个教，一个学，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实际远非如此，但安德烈和保尔成了朋友。是的，现在，一想到这一点，他就心里激动。

安德烈抱怨他的学生，因为他实在不明白保尔为何会做出那样的举动。外祖父的去世确实是一件十分悲痛的事，这他知道，但他为什么不来对他说呢？我会找到安慰的话语的，他心里说。

二十二点了。只有那些越来越远地散布在院子里的枝形大烛台，为病房带来了一线微光，昏昏黄黄，含含糊糊。

安德烈反复思考着他的失败，同时也在问自己，他是不是还剩有那么一丝希望。他还能不能写一篇文章呢，毕竟，他连葬礼都没能参加到底？

很显然，这是一次打赌，但是，瞧着正躺在**的保尔，他不禁质疑起了自己。竭尽全力地写出这篇文章来，在将来，难道不是忠诚与信任的标志吗？保尔，等他醒转之后，难道不会因为在《巴黎晚报》某一页的底部发现了他朋友安德烈·戴尔库的名字而感到骄傲吗？

对自己提出问题，就已经是在回答它了。

他站起身来，踮着脚尖穿越病房，来到值班的护士那里。那是一个胖乎乎的女人，正在一把藤椅上睡觉，她惊跳着醒来：“哎，怎么，要纸吗？”她的目光落到了安德烈漂亮的微笑上，她从一本住院登记簿上撕下来十来页纸，还从自己的三支铅笔中抽出两支来，递给了他，然后又昏昏睡去，去梦中见一个年轻小伙子。

返回病房后，他第一眼所看到的，就是保尔睁得大大的眼睛，又明亮，又凝定。他感到颇为激动，犹豫了一下。他该不该凑近一些呢？该不该说一句话呢？他不知道该怎么反应才好，心里很明白，他实际上根本就迈不开一步。于是，他回到了原先的座位上。

他把纸张铺开在一条腿上，掏出已经记了很多内容的那个笔记本，开始写起来。这是一次艰难的尝试，他只看到了葬礼的开头，可他离开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报道此事的记者们当然可以为接下来的仪式过程提供他所不知道的种种精确而又耸人听闻的细节。因而，他选择了完全不同的另一个角度：抒情。他为《巴黎晚报》而写，面对那样的一批大众读者，他们将会被一篇文学味十足的文章抚慰。

他那些揉皱了、涂画了、折叠了的纸张，很快就变得无法辨认，因此，大约在凌晨三点钟，他怀着前所未有的激动，又回到值班窗口，去讨要了几张纸。而这一次，那位女护士因为被他吵醒而怒气冲天，几乎是把纸劈脸扔过来。但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反正他有纸了，可以继续在一条腿上维持住平衡，把文章抄写下去了。

正是在这时，他回想起了小保尔朝他这边投来的始终凝定而又闪亮的目光。他从椅子上转过身来，不让孩子那张苍白得出奇的脸留在他的视野中，他只觉得，这孩子从头到脚都被裹得严严实实，硬邦邦的，活像一根穿带子用的引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