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思政课的屋子是临时搭起来的草棚子,西面透风。长沙的冬天又湿又冷,寒气像细针似的从每个缝儿里钻进来,扎在兵们只穿着薄棉军装的身上。牛夲坐在长条木板凳的末梢,两手拢在袖子里,脚在地上轻轻地跺着——不是冷,是山里人坐久了的本性,要活动活动筋骨,让血流通。
草棚子前头挂了块黑板,黑得不匀称,有些地方粉笔灰积得太厚,泛出了灰白色。一个戴眼镜的教官正在写字,粉笔敲着板子,发出“笃、笃”的脆响。牛夲盯着那些字,大部分不认得,可看得出是“抗”“日”“救”“国”几个简单的,杨文理教过他。
“今儿个这堂课,”教官转过身,眼镜片后头的眼睛扫过底下黑压压的人头,“咱们讲个问题:咱们为啥打仗?”
牛夲坐首了些。这问题他问过自个儿,可没想出能让自个儿满意的答。为龙主席?为蒋委员长?为每个月六块大洋?好像都是,又好像都不是。
“有人会说,咱们当兵吃粮,打仗是天经地义。”教官声儿不高,可每个字都咬得清楚,“可我要问:吃啥粮?谁给的粮?这粮又是从哪儿来的?”
底下有人小声嘀咕:“政府发的呗……”
“政府?”教官推了推眼镜,“政府是啥?是那一栋栋屋子?是那些穿西装、坐汽车的人?还是——”他停了停,手指向草棚子外头,“还是那些给咱们送米送菜的老乡?那些在厂子里织布、在矿里挖煤、在地里种粮的百姓?”
草棚子里静了下来。牛夲瞧见前头几个老兵互相换了换眼神,那眼神里有糊涂,也有某种被碰着了、说不清的东西。
“我告诉你们,”教官的声儿抬高了一些,“咱们吃的每一粒米,穿的每一寸布,用的每一颗子弹,都是中国老百姓的血汗。他们省下来,送过来,是盼着咱们拿着这些,去护着他们,去把闯进他们家里的强盗赶出去!”
牛夲脑子里忽然冒出个画面:长沙城门口那些夹道欢迎的百姓,他们往兵怀里塞鸡蛋、塞布鞋时,眼里那种热热的光。那会儿他只是不好意思,这会儿忽然明白了那光的沉。
“所以,咱们打仗,”教官一字一顿,“不是为哪个长官,不是为哪个党,是为这些老百姓。是为不让日本人的刺刀捅进他们的胸膛,是为不让日本人的炸弹炸塌他们的屋子,是为不让他们的娃变成没爹没娘的,老人冻死街头!”
草棚子里响起了一阵骚动。有兵在点头,有兵握紧了拳头。牛夲觉着自个儿胸口里有啥东西在发烫,像喝了一大口刚烧开的姜汤,从喉咙一路烧到胃里,又顺着血脉往手脚散。
就在这时,草棚子门口传来一声咳嗽。
所有人都扭过头。一个中年军官站在那儿,穿着笔挺的校官衣裳,脸长长的,嘴唇抿得薄薄的。牛夲认得他,是营里的张教官,讲打仗法的,听说在讲武堂待过好些年。
“李教官,”张教官开口,声儿干巴巴的,“你这话,有点偏了吧?”
李教官——就是刚才讲课那个戴眼镜的——转过身,脸上没啥表情:“张教官有啥指教?”
张教官走进来,步子很稳,靴子踩在泥地上几乎没声儿。他走到黑板前,瞅了一眼上头的字,嘴角扯出一个似笑非笑的弯儿。
“你说咱们不为党打仗,”张教官慢条斯理地说,“那我想问问,这会儿领着全国打日本的是谁?是国民政府,是蒋委员长。咱们穿的是国民革命军的军装,领的是国民政府的饷,咋就能说‘不为党’呢?”
李教官静了几秒。草棚子里的气忽然变得紧了,刚才那种被点着了的热度冷了下来。兵们你瞅瞅我,我瞅瞅你,没人敢出声。
“张教官说得对,”李教官总算开口,声儿还是平平稳稳的,“咱们是在国民政府的领着下打日本。可我想说清楚的,是这场仗的根本——是全民族的仗。日本要灭掉的是整个中华民族,所以站起来顶着的,也该是整个中华民族,不分党,不分高低,不分地方。”
“话是没错,”张教官背着手,在讲台前头来回踱了两步,“可顺序不能乱。没国民政府的领着,哪来的全民打日本?一盘散沙,能成啥事?”
“国民政府领着,咱们拥着。”李教官说,“可眼不能只往上看,也得往下看。要瞧见是谁在撑着这场仗,要明白咱们手里的枪,到底该对着谁,该护着谁。”